1903年春，一位孩子，穿著蓋過足尖的竹布長衫，長衫外罩著件黑馬褂，頭戴一頂瓜皮小帽，14歲，去參加縣試，是所有考生中年齡最小的。孩子不夠高，需要人扶一把才坐得到位置上。年幼的童子參考，引得考官格外注目，叫孩子到臺前問年齡家世。孩子回答說父親是塾師，祖父是開磨坊的。家世不顯赫，年齡又那么小。考官們露出譏笑的神色。作文，三千字。小孩舉筆揮毫，一氣而成，文章最后是“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十字。停筆，憤而離去。孩子個子矮，長衫太長，纏住孩子的腳，跨門檻時被絆，摔了一跤。孩子匆匆起身，說了一句：“檻者，卡也，亦欺吾幼小，何也？”

考官沒想到，這位孩子一舉就中了秀才。大鑼開道，爆竹聲中，金光閃閃的名列前茅的榜單送到了孩子家。

這位孩子叫何炳松。

何炳松在金華被稱為神童。14歲這年秋，何炳松進入金華府中學堂。1906年，17歲的何炳松又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浙江高等學堂讀書，與當年新聞戰士邵飄萍結成摯友，與邵的夫人湯秀慧女士同窗，之間交往密切。1912年因“畢業成績幸列第一，被校長和教育司長以省費保送到美國留學去”。冬天到達美國并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補習，第二年夏正式考入威斯庚辛大學，習歷史和政治學。

1935年7月，在當時教育部長王世杰的再三敦請下，加上朋友鄭振鐸、周予同、杜佐周等“志愿為輔翼”，何炳松出任暨南大學校長。

擔任校長的何炳松認為，考試不只是記憶力的測試，書本知識固然要掌握，但應用能力也是重要的，因此，考試要“測驗學生的知識同他們應用那些知識的能力”，并主張“測驗學生興趣、志向同習慣”。這與現在考察學生非智力因素的“情感、態度 、價值觀”是非常相似的。

何炳松是愛國者，他認為，學生的愛國就是要“發奮圖強，努力奮斗，以拯救國家，復興民族”，因此教育要培養“復興民族之斗士”。

1941年6月，位于上海真如的暨南大學到建陽設立分校，次年全校遷入建陽，抗日戰爭的年代，如何讓優秀的教授留在建陽，何炳松費盡了心思。因為，建陽的條件差、疫病流行，許多教授不愿留下來，如原暨大教師夏炎德到建陽后，“因水土不服，感到各方面條件較差”而西去重慶。

何炳松禮賢下士。凡是新教師進校，何炳松一定登門拜訪，并請他們吃飯。春節新正，何炳松不僅先到教師家賀年，而且還請全體教師、處室及教研組人員到他家中喝杯“春酒”。學年結束，對要續聘的教師，他總親捧聘書送到教師手中，并殷切地說：“來年還勞先生支持辦學。”幾十年后，不少教師回憶起這一幕，仍感到十分溫馨。待人至誠，靠感情留人，在物質條件惡劣的環境中，顯現著強大的凝聚力。

蘇乾英，1929年考入暨大，1933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她回憶的細節顯得特別生動：

每年春節他（何炳松）總是和師母一起來到教工宿舍向各家拜年，見到孩子并發紅包。他們并不進屋來叨擾，只是在門外作揖高聲說：“恭喜！恭喜！”他家自己養豬，每逢殺豬，總買上許多筍，燒成紅燒肉送給教職員工。有時自己家中做了腐乳就分送大家。他身為校長，卻平易近人，在童游街上連遇到教職工家屬或孩子都要讓道問好。

蘇乾英內遷時帶的行李不多，一次，何炳松看到蘇乾英家的棉被都破了，回去就派人送來兩條新土布被面和兩條已有小孔的舊絨布被單。另附上一封信，信中寫道：“送上被面被夾里各兩條，不足為外人道也。”

建陽潮濕，霧氣濃，很多師生到建陽后會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教授潘天壽和謝海燕相繼得了惡性瘧疾，何炳松親自送藥來，附帶給謝海燕的，還有一件何炳松夫人手織的毛線圍巾。戰時的異鄉，能受到如此噓寒問暖，怎不感動。正是這種默默的熱情與真誠，深深地打動了當時的教授。他們生活艱難，吃住穿都極其艱苦：住的房間陰暗潮濕，鼠多蟲多，還有蜈蚣、千腳蟲；吃飯，得劈柴生煤爐，淘米洗菜，米常摻有砂子、泥土等雜質；穿的衣服破敗不堪；許多教授穿著補丁的長衫去上課，盛敘功教授的鞋面破了、襪子沒后跟……如此困境，能留在建陽而無怨言，與何炳松的關心付出、溫暖存問是分不開的。

何炳松通過各方面廣納人才：僅兩年時間，建陽的暨大就已經具備了一流的師資陣容，擁有了孫懷仁、李季谷、林仲達、周伯棣、陳守實、方光燾、卓如、沈煉之、周憲文、戚叔含、胡寄南、王勤堉、周其勛、葉作舟、江之永、吳逸民、盧懷遠、謝振亞等各科著名教師，加上原有的杜佐周、盛敘功、許杰、俞劍華等人，當時人們評論說：教授陣容，因之日以充實整齊，濟濟蹌蹌，賢俊滿堂，稱東南之秀焉。

因為過于勞累，暨大回遷上海后，何炳松即病倒，于1946年7月25日病逝。暨大學生自發為何炳松舉行的追悼會上，有這么一副挽聯：

先生來暨大太遲去暨大太早，一遲一早且哭且悲；

學校離上海在后回上海在前，我后我前任勞任怨。

對聯贊頌何炳松，內遷時，他不顧危險，走得最晚；抗戰勝利后，為籌措復校，又最早返滬。辛辛苦苦，任勞任怨，一心就是為了辦學。（祝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