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景強

上世紀六十年代，上山下鄉時，我先是安排在生產隊勞力差些的耘田組勞動，收割時，就和大伙一起干活了。

那天，一個小伙伴神秘地告訴我，收割完，要“洗嘎”，隊長早已安排釀酒了。看他十分期待的樣子，讓我刨根問底，問個明白，原來書坊人稱谷楻為圍篋，方言念音是“圍嘎”“洗嘎”，就是類似現在的農民豐收節，勞累一年的農民，把田里的稻子全部收割回來后，自己慶祝一下，不過除了聚餐，也沒有其它什么項目。

那時的生產隊，像個大家庭，“洗嘎”時，全隊男女老少都來，大家無比歡樂。分工也十分明確，宰豬、洗菜、洗碗、掌勺、打粿、端菜、添酒、做豆腐、搬桌椅，各負其責，井然有序。我沒有具體任務，哪里熱鬧往哪里湊。宰豬時，被人叫去抓豬尾巴。擺桌椅時，被叫去抬桌椅。打粿是重頭戲，最熱鬧，剛蒸熟香噴噴的糯米飯，倒進石臼里，就開始用木槌捶打，邊上總會圍些大姑娘小媳婦，說是在聊天，時不時用眼睛瞄瞄打粿的漢子，因為打粿是件力氣活，招招吃力，是一種力與美的體現。

好奇心極強的我，不自量力，躍躍欲試，接過一米來長的木槌，覺得有些不聽使喚，好不容易舉起來，砸下去，就搖搖晃晃，打在粿上，力氣不夠，砸不到底，真是“事非經過不知難”，被人嗤笑。隊長見了，趕忙過來幫我打圓場，說：“人家是城里念書的孩子。”

打粿，不行？就是力氣不夠啦！打粿漢子壯實的身影、瀟灑的姿勢，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從那以后，我像變了一個人，干什么活，都想到打粿。挖田做埂，手中的鋤頭猶如打粿的木槌，發狠勁，死命往下砸，別人看到了，不可理解，問我，干嘛那么使勁？我只是嘿嘿一笑。干什么農活，從不偷懶，夏天耘田除草，大汗淋漓，衣服濕了又干，干了又濕，在衣服上留下成片帶鹽發白的汗漬。收割時，雖然遠不如強勞力，但是能挑一百二，絕不挑一百斤。

我覺得干好農活還不夠，早晨起床后，趴在床上做俯臥撐，一次三四十下，跳在門框上，做引體向上，一次八到十個。有次來了個打造石磨的工匠，我纏住他，打了一副六七十斤有些像杠鈴的石擔，經常提、扛、舉，練個不停，我像隊里不知疲倦的小牛犢。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把別人院子旁沉重的石臼，當成健身器材，看到就要跑過去，抓住兩邊凹槽使出吃奶的勁，試圖把它提起來，一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模樣。隊里的農民看我那副憨樣，經常逗我，喊我提著石臼“走兩步”，甚至喊提著它“過門檻”。不過，我還真沒有那個能耐。

轉眼又到一年期盼的“洗嘎”時，這回打粿，我是有備而來了，拉開架勢，站穩腳跟，掄起木槌，像拿鋤頭挖地一樣，有力地往下砸去，招招給力，特別是，砸了幾下，調整了姿勢，更像模像樣了，自然迎來贊許的目光，我正有些飄飄然時，想不到隊長看到后，說了一句：“這青年工分要給他調高二分。”這樣我的工分從六分提到八分，真是有些意外的驚喜。

著迷打粿，從不行到行，讓我感悟頗多，凡事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發奮努力，終能實現。正如偉人毛澤東的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所云：“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