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常財

魏掞之（1116－1173）字元履，號艮齋，古建州招賢里（今建陽區徐市鎮）人。唐朝名相魏徵第23代世孫。他生于書香門第，早期與朱熹同為南宋理學家胡憲的學生，拜學于劉子翚、劉勉之門下。他兩次通過鄉里舉人考試， 而“禮部不第”后，于紹興十七年（1147）回到家鄉，筑室讀書，榜曰“艮齋”。紹興二十年（1150）在建陽招賢里長灘鋪（今徐市鎮宸前村）設立宋朝的首個社倉，《宋史》載“諸鄉社倉，自掞之始”。 解決百姓在災荒之年，嚴重缺糧的生計問題。掞之的德行聞名于建寧府全境，成為鄉賢典范。乾道四年（1168）他布衣入朝，任太學錄，到辭官回家開辦書院，僅不到一年時間。他的舉動不免讓人想探究起這位名儒的“官”念來。

入仕

在宋朝“入仕”資格的取得，有三個主要途徑，即科舉、制舉和蔭補。宋朝科舉，不受門第影響，向社會各階層士子開放。蔭補是宋朝優待大臣子弟的習規。而“制舉”允許士人自薦，它給士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入仕機會。但必待皇帝下詔才舉行。魏掞之就是由此布衣入朝的。《宋史》載“入仕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可知乾道年間，經福建路安撫使汪應辰、建寧知府芮燁將魏掞之崇高的德行上報朝廷，朝廷下詔，他一再推辭。后來宰相陳俊卿再次舉薦，掞之以平民身份入朝。乾道四年（1168）孝宗皇帝特予召見。魏掞之向孝宗進呈“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治理國家大計，孝宗皇帝非常贊同，授予他同進士出身，命他任太學錄。

入朝

在擔任太學錄期間，魏掞之一反過去學官不與學生接近、養望自高的陋習，每日親自到講壇講授課程，而且注重太學生的德行修養教育。當他看到學舍非常陳舊，有些已瀕臨倒塌，立刻向朝廷報告，爭取到公帑40萬緡，修葺了太學講堂和生舍。他主張“二程”（程顥、程頤）的理學為正統學術思想。在一次祭孔大典日，他以祀官身份向宰相建議把王安石父子的牌位撤出孔廟，而追補程顥、程頤兄弟的牌位進孔廟配祀，旗幟鮮明地推崇理學。

入朝不久，他就對官府人浮于事，空談不實的作風十分痛恨，反復上疏諫進，并責備當時的宰相陳俊卿不糾正這種歪風邪氣，甚至對一些關鍵問題提出尖銳意見。擔任太學錄這種低級官職的他，敢于犯顏直諫，與一批官員聯名上疏，要求孝宗不要重用曾覿。當朝中少有像他這樣敢說真話，堅守本分的官員。朱熹十分贊賞他的氣節，曾特為魏掞之因議和事件編撰的《戊午讜議》一書作序。序中寫道：“因讀魏元履所敘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禮禍殃自此也……”

魏掞之躬行實踐，懷德天下，為安邦治國出謀獻策，但并沒能引起孝宗皇帝和朝廷的重視。憂國憂民的魏掞之不能有所作為，于是只好稱病，閉門謝客，入朝不到一年，請辭官職。就在此時，朝廷授予他臺州（今屬浙江）教授，他也沒有接受，自請離開朝廷，回歸故里。掞之感嘆道：“君恩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憾圣意。”

興學

辭官回家后，他將玉田峰下美女山的住房改建為建陽錦溪玉田書院，辦學教書，言傳身教，推崇理學，為國家社會培養人才。世人稱他為艮齋先生。他認為首先要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行和經學知識，其次才是讓學生學習治理國家的知識。玉田書院一度興旺發達，學子數眾。

魏掞之還十分重視喪祭和禮法。宋史記載，經他出資安葬無子嗣的死者數以千計。與他人交往時，對于按禮節拜訪的后生，只要他有一點長處，就向有關部門舉薦，讓他們有所作為。

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請宋孝宗推行社倉制度。這項由掞之首創，朱熹推廣的社倉已成為封建社會基層救助的主要模式，并一直沿用至清代。

在魏掞之去世后，朱熹撰寫墓志，張栻作墓表，呂祖謙致祭。淳熙三年（1176）孝宗皇帝下詔：“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掞之雖死，宣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秘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