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讀過一篇文章，文中某省的民政廳干部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臺灣老兵一直沒能回到大陸，就讓孩子回來尋根，找他生活過的地方。孩子歸來，根據地名按圖索驥，卻難以找到，原來這個地名早已消失。最后，找到民政廳，翻閱檔案，才找到原來的地名。這位老先生寫信來感謝民政廳同志，并說：“你們經濟發展得很好，建設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們回家的路。”

地名如人名，與生于斯長于斯的一代又一代人息息相關。地名，承載豐富的文化信息，接續千百年的情感傳承，不會隨時間推移而消失。一個長期形成的地名，其實就是那個地方的符號，是那個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標志。即便遠在他鄉，人們也永遠不會忘記故鄉名字。我們常說珍愛鄉愁、尋找鄉愁，這鄉愁，就融在地名中。

地名，是我們回家的路。說得多好！地名，在海內外華人眼里，在所有尋找鄉愁的人們心中，就是一條回家的路。即便不在這里出生，那也是祖輩的根，后代依舊將心底的那份鄉愁，與那個遙遠的地名聯在一起。為《志愿軍戰歌》譜曲的周巍峙先生，曾任文化部部長、全國文聯主席，他爺爺那一代逃荒離開徽州，雖然周巍峙沒有在徽州出生，但徽州一直在他心中。他的兒子周七月說，父親一直想找到徽州的家鄉，并且認為徽州地名被黃山替代，是一大遺憾。他根據父親提供的堂號，前往徽州，找到了祖輩生活過的村莊和祠堂。去世兩年之前，周巍峙在妻子陪伴下，終于回到徽州祖籍所在地，了卻心愿。踏上這條回家的路，他等待了90年。

地名的替換與取消，顯然需要慎之又慎。尤其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名，早就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史書、碑刻、文學經典之中。如果輕率地將之更名，多少文化信息會被消解。陜西漢中的勉縣，是武侯墓和武侯祠所在地，因漢水稱作沔水，歷史上曾叫沔縣。上世紀50年代初，因考慮到“沔”字不好寫，便改為“勉”。漢水流至湖北，一個縣叫沔陽，和沔縣的“沔”是一個字。前些年改名叫仙桃市。遠遠近近的人，都熟悉沔陽三蒸、沔陽花鼓戲，可如今，一個“仙桃”，令“沔陽”失去了多少歷史內涵。

說到襄陽，會想到王維的“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想到杜甫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說到荊州，會想到“大意失荊州”；說到衡陽，會想到高適的“衡陽歸雁幾封書”；說到徽州，會想到湯顯祖的“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試想， 如果將“襄樊”“荊沙”“黃山”在詩句中予以替換，今人與后人的感受，又該如何？幸好衡陽、泰安等地名依然安在，不然，多少經典詩詞，將從此失去地名帶來的歷史內涵和美感。

所幸我生活工作的建陽，永遠都叫建陽，不會更名上癮。建陽，漢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置建平縣。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更名建陽縣，意“城在山之陽”，屬建安郡。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唐石里（含黃坑）產嘉禾，詔改嘉禾縣。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屬建寧路，二十六年（1289年）復名建陽縣。一千七百多年基本上都叫建陽，特別是建國后幾度成為閩北行政中心，不管是鳳凰涅槃，還是浴火重生，她都始終如一。行政中心遷離，她揮手相送、毫無怨言，行政中心回遷，她展開雙臂，熱忱相擁。不論是地區所在地、是縣、是市、是區她都那樣專一、執著始終如一叫建陽。

建陽有兩位歷史文化名人，他們為建陽成為歷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礎，一是朱熹，另一個是宋慈。爭朱熹的地方很多，宋慈唯建陽獨享。可就是宋慈，差一點就泯滅于歷史煙云中。前幾天接待建陽藉著名作家，著名文化學者王宏甲。他說，法醫學鼻祖宋慈，如果建陽地名有改變，當年研究宋慈的宋大仁先生是不可能發現宋慈是建陽人的。宋慈去世三十年，南宋滅亡，宋版《洗冤集錄》喪失殆盡，宋史對這位在廣東經略安撫使任上蕭然終身的大領導居然沒有任何文字記載 ，廣東文獻也僅記錄宋慈任職過廣東，不知其家在何處。宋大仁先生僅根據后來的法醫學著作中的只言片語中的“建陽”二字才于1955年7月在建陽崇雒昌荗村的密林中找到了宋慈墓的殘片斷碑。前幾年有一支馬來西亞黃氏宗親回國尋根, 他們的祖先200年前飄洋過海闖南洋，族譜一直記載祖藉建陽，由于建陽地名千年不變，尋根團很快找到祖藉地建陽。那年我參加接待工作，他們告訴我，謝天謝地建陽地名沒變，要不然真找不到回故土的路，因為他們族譜記載祖藉地只有寥寥片語：“祖藉建陽”。

回家的路，到底有多遠？有多近？對于所有人，遠與近，在鄉愁中，在夢中。我們的建陽不管是閩北山中的區區小縣，從土墻灰瓦、街小巷陋的小小建陽縣，兩家豆腐店，到城市面積發展到110平方公里，高樓櫛比，車水馬龍，流光溢彩，如夢如幻的閩北中心城市都永遠叫建陽，游子不管漂泊多遠、多久都能找到回家的路。（黃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