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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的三大功能有一個日臻完善的過程，早期的書院只有講學和藏書功能，宋代朱子在閩北創建書院、授徒講學，創制了書院的祭祀功能。清統一臺灣后，書院的三大功能全面移植島內。 1.講學。講學是書院的最早功能之一，早在唐代私人創辦的書院就是以講學作為基本功能而存在。朱子之后，講學更成為人生德業的一種雅尚，無論是儒士還是鄉里賢達，都將其視為善舉美德。清代的臺灣以教育為務,講學之風在島內廣泛延播。 清代臺灣知縣的“職掌”之一就是“興養立教”。這里的“養”是涵養化育、化民成俗。與書院創設相呼應，臺灣書院的創設始于官方，講學也由官方或官員開始。他們繼承朱子講學之風，每到一處，以興學為務，與諸生講學。開書院講學先河的是臺灣知府衛臺揆，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首創崇文書院，就“月延諸生，分席講藝"。與衛臺揆同時代的鳳山知縣宋永清，“公余之暇……每與邑人士講學，文教以興”。之后這種風氣在臺灣書院持續傳播。如江夏人陳大輦，康熙六十一年(1722)升任分巡臺廈道, 重修海東書院，“立課士規程，悉心作養”。江西寧都人李宜青，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巡臺御史，“加意督課，諸生詩文皆手自批閱，諄諄不倦; 幾忘憲體之尊，而篤師生之誼，多士頌之”。滿洲鑲白旗人奇寵格，乾隆三十五年(1770)第二次任臺巡道時，親臨海東書院講堂，每有所得“提筆書之，及時而畢，率以為常。歲科所取士皆拔尤”。山東曲阜人孔昭虔, 道光四年(1824)在臺灣道任上除了撰寫《重修海東書院碑記》外，還經常到書院講學，宣揚閩臺理學淵源。江蘇南通人徐宗幹，道光二十八年 (1848)任臺灣兵備道時，每夜到海東書院講學，不僅與諸生論學辯難，還 “訓之以保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讀書作文之法”。 福建是朱子文化的發祥地，福建學者多被臺灣書院聘為主講、掌教、講席，或以儒學教職的身份在書院兼職。如俞荔，莆田人。雍正二年(1724) 解元，聯捷進士，乾隆三年(1738)主講海東書院。朱仕玠，邵武府建寧人，拔貢。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鳳山縣學教諭，兼掌崇文書院，并著 《小琉球漫志》。陳鵬程，福建侯官人，稟貢。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臺灣府學訓導，兼掌崇文書院掌教。梁上春，閩縣人，舉人。嘉慶十三年(1808)任臺灣縣學教諭，兼主崇文書院講席。陳楷，閩縣人，進士，咸豐 年間受聘執掌海東書院。此外，在海東、文石、引心、蓬壺等書院掌教或主 講的分別有晉江施昭澄、同安林豪和林鄂騰、莆田曾光斗、晉江王式文等。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渡臺官員傾心教育，臺灣士人學子學成后也紛紛走上書院講壇。如馬琬，字琰伯，號梅村，臺灣縣人。乾隆三十二年 (1767)受澎湖通判胡建偉之聘，擔任文石書院講席。黃瑞玉，字維巖。隨父渡臺，篤志力學，曾主文石書院講席。郭成金，淡水竹塹人，原籍南安。 嘉慶二十四年(1819)舉人，主明志書院講席，門人才華超群。鄭用鑒，淡水竹塹城人，拔貢，原籍同安，掌教明志書院三十多年。郭菁英，字顯相, 竹塹人。家多藏書，主講明志書院。楊克彰，字信夫，淡水佳臘莊人。先后被聘為學海、登瀛書院監理，培養出江呈輝、黃希曉、謝維岳等多位知名學生。陳維英，字迂谷，淡水大隆同莊人。咸豐九年(1859)舉人，曾掌教仰山、學海書院，并為學海書院題楹聯，“學知不足，教知困，自反自強，古人云功可相長也；海祭于后，河祭先，或源或委，君子曰本其當務之”。陳震曜在鳳山時為知縣器重，被聘為鳳儀書院主講，“日集諸士講經，間為詩文，自是鳳人始勵學”。此外，原籍安溪遷居新竹的陳浚芝主講明志書院, 原籍同安遷居淡水的張贊忠、原籍永安遷居基隆的江星輝分別擔任明道、崇基書院山長等。 科舉是古代重要的選官制度，但這一制度自設立時起就存在重藝不重德的弊病。道光初，孔昭虔任督學臺澎觀察使到海東書院講學覺察此弊，在重修書院時撰寫碑記提出批評。他指出學生以“挾'四書五經'以專心于舉業，自謂能學圣人矣”是錯誤的認識，認為學圣人之學必先立志，不能只徒文辭華麗。上溯閩學繼之濂、洛之學者，“皆由先立乎誠，而戒欺以求慊”。如果只重科舉之名，鄉試、會試中寫出好文句中得名額，恐怕愧對家鄉先儒，離圣人之道更是越來越遠，這不是作為督學臺澎觀察使的他所希望的。在孔昭虔的啟發下，臺灣“士皆知奮”。 2. 藏書。藏書亦是書院最早的功能，早在唐代官方書院創立之時就有藏書，但目的不是教學而是校勘、典藏古今圖書。五代時期，興起書院風潮，書院成為私人授徒講學和藏書之所。宋代，朱子進一步把藏書功能引入書院，在考亭滄洲精舍設立“藏書閣”，藏書成為書院教育的基本功能得以傳播。如元代詹天麟任武夷精舍教授時，在九曲建“萬卷書樓”。清代，福州鰲峰書院有經、史、子、集若干櫥。 書院是傳播朱子理學的重要場所，加之渡臺官員篤信理學，自然廣泛收集程朱理學著作供士子研讀。連橫《雅言》說，海東書院“藏書甚富，多官局之版，歷任巡道每有購置”。連橫《臺灣通史?藝文志》也說：“初，海東書院藏書頗富。”學海書院的藏書也很多，蔣師轍《臺游日記》說，“聞學海書院藏書頗富，歷朝頒發學宮典籍亦當具存”，說明這所書院典籍充棟。登瀛書院為曾任順昌知縣的臺北知府陳星聚所創，創立之初就附設藏文庫，收集古今圖書。彰化鹿仔港文開書院創立之后也多有藏書，到同治八年 (1869),藏書多達三十萬冊。光緒五年(1879),彰化知縣蔡嘉谷動用公帑五百兩，又為文開書院購置圖書一百二十部。 臺灣書院藏書多來自福建，這是因為雖然臺灣在鄭氏、清廷經理時期, 經濟、教育得到發展，但印刷出版卻不發達，書院藏書多從大陸進口。方式大體有二：一是購買。從連橫所說海東書院購置圖書看，當時閩臺之間存在富有文化特色的圖書貿易。只是圖書必須選擇與教學有關的內容，多是借助商船捎帶入臺，這大概是史料中難見閩臺圖書貿易記載的原因。二是贈送。 仰山書院是見諸史料受贈圖書最多的一所書院。道光六年(1826),福建巡撫孫文準赴臺巡視時，從鰲峰書院的藏書中調撥理學要籍贈給仰山書院，數量多達四十五種一百六十六部。 3. 祭祀。祭祀也是書院三大功能之一，原創者是朱子。宋紹熙三年 (1192),朱子在考亭創建滄洲精舍時，把在南康軍信州州學的祠制引入書院，成為閩臺書院祭祀的圭臬。 朱子去世后，人們在書院設祠祭祀，形式有兩種：一是朱子專祠，以朱子為主祀，以其弟子或當地先賢為配祀。如建寧府一帶的朱子祠配祀是從朱子的五大弟子蔡元定、黃榦、劉爚、蔡沈、真德秀中選出四配，邵武縣的朱子祠配祀是何鎬、李方子兩大弟子，同安朱子祠配祀邱釣磯和呂大奎，漳州朱子祠以陳淳和王遇為配，福州馬尾紫陽書院朱子祠以梁汝昌、鄭庸齋為配祀。二是合祠，即把朱子與其他先師先儒并列為主祀，不設配祀。如福州鰲峰書院正誼堂祀周、二程、張、朱五子，道山書院的六子祠祀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節邵子、橫渠張子、紫陽朱子。 臺灣書院也全盤移植這種祠制。臺廈兵備道兼理學政陳瑸所建的朱子專祠就是傳承閩北的祠制，其中四配與建安紫霞洲宋徽國朱文公祠的黃榦、劉爚、蔡沈、真德秀配祀最近，只是把劉爚換成陳淳，其他三位如舊，體現閩臺書院和朱子學之淵源。另一種朱子專祠則是將明清時期臺灣寓賢作為配祀，如彰化鹿仔港文開書院，中祀朱子，配祀有沈光文、徐孚遠、盧若騰、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薦、郭貞一、藍鼎元等明末清初寓賢八人。宋儒與寓臺先賢同祀一祠，表明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臺灣祭祀朱子的合祠也很多，如崇文、海東、文石書院的五子祠主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子，登瀛書院祀朱子、文昌帝君、倉頡，屏東書院祀五子、文昌帝君，明志書院供奉紫陽朱夫子神位和創始人胡焯猷祿位。鄧傳安《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說：“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中說：“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需要指出的是，按規定本來只有儒學才有資格供奉先圣孔子，即“學宮奉孔子為先圣，從祀者皆先師。書院多祀先師，而不敢祀先圣”。但臺灣一些書院也祭祀孔子，如藍田、屏東等書院。當然, 這些書院祭祀孔圣并非臺灣獨創，而是大陸書院祭祀的延播。如朱子在滄洲精舍的祭祀中就塑有圣像，主祀孔子，以四大弟子為配。這一創意通過釋菜禮把儒家道統聯系起來，體現新儒學與傳統儒學的淵源，后世閩臺不少書院祭祀也沿襲此法。 臺灣書院的祭祀祝文表述與閩北大致相同，如建陽祭祀朱子的祝文曰：“維公道宗孔孟，學闡周程。傳注六經，大造萬世。”（《建陽縣志》）臺灣縣的祝文曰：“惟公道宗鄒魯，學繼濂洛；注述六經，啟發萬世。”前者從學派角度褒揚朱子，后者從地域角度頌揚朱子。 臺灣朱子祠也是春秋二祭。道光八年(1828)中秋，臺灣知府鄧傳安親自主持文開書院五子祠祭祀，并頌讀《臺郡祭五子祠并增祀諸寓賢文》。這篇四言體古詩祝文，不僅抑揚頓挫，朗朗上口，而且用“釋奠先師，立學伊始。紫陽儒宗，海偶仰止。不忘先河，濂洛卓爾。名教同歸，關閩媲美"概括兩岸理學淵源。隨后闡述了設立五子祠的緣由，閩學在閩臺的傳承、傳播過程及祭祀意義，目的在于產生“仿而依之”的效果，使臺灣全島民眾認同朱子學，認同中華傳統文化。 書院講學、藏書、祭祀三者不可或缺。講學是講經論道，授業解惑；藏書是供士子研讀，也是學習方法的重要轉變途徑；祭祀是慎終追遠，不忘學宗，三者相互關聯、相互促進。書院以特有的教育方式在臺灣教育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正如李鎮巖先生所說：“書院教育長久所累積下的文化資產，有如一片絢麗的朝霞，蘊含了整個臺灣族群的情感與智慧……古跡書院，不僅能告訴我們這個地區的歷史與文化，也是今人豐富心靈生活的重要依據。” 儒學、義學、社學、書院并駕齊驅，促進臺灣教育事業的發展，據洪進鋒《臺灣民俗之旅》統計，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光緒二十年(1894)的二百零八年間，臺灣共考取舉人五百八十人(武舉人二百七十六人)，進士四十七人(武進士十一人)。不僅如此，咸豐年間，淡水學者對易經也多有研究，并留下不少著作傳世，如黃敬的《易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義總論》《古今占法》各一卷；楊克彰的《周易管窺》八卷；王士俊的《易解》數卷等。 臺灣易學研究成果最顯著者當推鄭用錫。鄭用錫，字在中，號祉亭，淡水人。原籍福建漳浦，落籍臺北竹塹。道光三年(1823)進士，有“淡水開辟以來通籍第一人"之譽。他“淹通經史百家，尤精于易，好吟詠”，曾主明志書院講席。道光十四年(1834)入京為官，對閩北的宋儒崇敬有加, 留下三首稱贊李侗、李綱、蔡元定的五言律詩《詠閩儒三則》，即《李延平先生》《李伯紀先生》《蔡西山先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易學理論運用于實踐。咸豐三年(1853),漳、泉、粵各莊械斗，他撰寫七百多字的《勸和論》，親為調解。這篇文章融入儒家仁德思想和《易經》氣運說，說理時引經據典、縱論古今，講情時情真意切、如出肺腑，比喻時寓意精妙、富含哲理，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對人際關系、行為處事，尤其是對今天來之不易的兩岸和諧關系都有重要的意義。實在難以舍棄，茲錄于下。 甚矣人心之變也！自分類始而其禍倡于匪徒，后遂燎原莫遏，玉石俱焚，雖正人君子亦受其牽制而或朋從之也。 夫人與禽各為一類，邪與正各為一類，此不可不分。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同為國家之良民，同為鄉閭之善人，無分土，無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也。況當共處一隅，揆諸出入相友之義，即古圣賢所謂同鄉共井者也。在字義，友從兩手，朋從兩肉；是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今試執涂人而語之曰：“爾其自戕爾手！爾其自噬爾肉！"鮮不拂然而怒。何今分類至于此極耶？ 顧分類之害甚于臺灣；臺屬尤甚于淡之新艦。臺為五方雜處，自林逆倡亂以來，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 漳、泉以其異府也。然同自內府播遷而來，則同為臺人而已。今以異省、異府若分畛域，王法在所必誅。矧更同為一府，而亦有秦越之異! 是變本加厲，非奇而又奇者哉？夫人未有不親其所親，而能親其所疏。 同居一府，猶同室之兄弟至親也，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親及疏，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省之粵人乎？ 淡屬素敦古處，新、艋尤為菁華所聚之區。游斯土者，嘖嘖稱羨。 自分類興而元氣剝削殆盡，未有如去年之甚也。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半成邱墟。問為漳、泉而至此乎？無有也。問為閩、粵而至此乎？無有也。蓋孽由自作，釁起閱墻，大抵在非漳泉、非閩粵間耳。 自來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予生長是邦，自念士為四民之首，不能與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愿今以后，父誡其子、兄告其弟，各草面、各洗心，勿懷夙忿，勿蹈前愆，既親其所親，亦親其所疏，一體同仁，斯內患不生、外禍不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于無形。譬如人身血脈，節節相通，自無他病；數年以后，仍成樂土，豈不休哉！ 文中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呼吁閩粵、漳泉之民泛愛親仁、和睦相處，共創和諧家園。由此可見，清初臺灣番民以“殺人為雄”，到鄭用錫挺身而出主動化解社會矛盾，臺灣從原始粗耕農業社會向近代文明社會轉變，而這一轉變是儒家和朱子文化涵養化育的結果。 綜上所述，以閩北理學為中心的福建是朱子文化的發祥地。宋代朱子及其弟子在閩北創立書院、聚徒講學、著書立說，構筑了完整、獨尊數百年的哲學思想體系。明未清初閩臺人員和文化交流，朱子文化通過明鄭、清廷所設的教育機構和治理實踐向臺灣全面傳播，構筑起閩臺朱子文化的深厚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