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臺灣三字經》中的“建書院，立學堂；至今日，大改良”，概述了清廷在臺灣發展教育的情況，但省略了清初傳播朱子文化的經過。事實上，朱子文化在臺灣傳播，經歷了從認知膚淺到認識深刻的過程，促使這一變化的重要人物是陳瑸和藍鼎元。 陳瑸(1655-1718),字文煥，號眉川(一作湄川)，廣東海康(今廣東省雷州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清史稿》載：“陳瑸居官甚優，操守極清。” 陳瑸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調任臺灣知縣，在任五年“清操絕俗，慈惠利民。暇即弓諸生考課，以立品敦倫為先”，民知禮讓。后任刑部主事,遷郎中，又任四川提督學政，康熙四十九年(1710)任福建臺廈兵備道。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表彰朱子和朱子學，將供奉在孔廟廊廡的朱子神位 升入十哲之次，并贊譽朱子“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陳瑸乘勢而為，除了建萬壽宮，修文廟、明倫堂，設十六齋 以教諸生外，還建起島內第一座朱子專祠。他在《請建朱文公專祠碑》中說： 該本道竊聞：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一圣一 賢，心源之契，先后蓋若合符節也。有朱子之《學庸章句》《語孟集注》 及經史訓解諸書，而后孔子之道益明。是故愿學孔子者，斷以表章朱子為汲汲。我皇上圣學天縱，洞契淵源，特諭九卿集議優崇之典，升朱子于十哲之列，所為表率正學之舉，真超軼前古，垂示來今矣。然思朱子之神，無乎不在者也。臺處海表，士子鮮知正學，一切權謀功利之習、異端波行之說，未免得入其心；尤宜專祠朱子，以動瞻仰，定信從，庶乎諸生誦法孔子，可不迷于岐趨，而士習日端，人才亦日出。敬卜地于郡學明倫堂之左，起建正堂三間，安設朱子牌位；旁列齋舍，擇諸生之有志向進者，肄業其中；繚以環墻，外辟門樓，額曰：“朱子公祠”。直于文廟鼎峙，并傳永久。合亟報明憲臺，俯為察照者也。其用過工料細冊，容于查議等事案一并造送查核，合并聲明。為此備由具呈。伏乞照驗施行！ 陳瑸在文章中不僅闡述了康熙帝推崇朱子和朱子學的歷史背景，而且強調在臺灣興建朱子專祠的目的是希望諸生誦法孔子，不迷于歧途，培養符合儒家思想的人才。 陳瑸創建的朱子祠在郡學明倫堂左側。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典禮》 載：“朱文公祠，在郡學左側，康熙五十一年臺廈道陳瑸建。”黃叔璥說: “湄川建紫陽祠于學宮之左旁，列黃勉齋、陳北溪、蔡九峰、真西山四先生木主，春秋致祭。”這里所說的“四先生”即朱子的四大弟子黃榦、陳淳、 蔡沈和真德秀。 清人王禮、陳文達在《臺灣縣志》中解釋說，臺灣選擇此四弟子配祀朱子，是因為他們對朱子學各有貢獻：黃榦受朱子之托整理完成《喪葬二禮》,蔡沈受朱子之托完成《書傳》，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中多有朱子的理學思想。陳淳是朱子漳州籍的弟子，也是最早在閩南傳播朱子學的弟子。清人全祖望說：“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即陳淳——編者注）為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四大弟子配祀朱子祠，體現閩臺朱子學的學宗淵源。 陳瑸創建朱子專祠，意在推崇朱子學的正統地位。正如《清耆獻類征選編》說，陳瑸建朱子專祠，是“示諸生以正學”。但是，清初的臺灣“鮮知正學”，對陳瑸創建朱子專祠多有疑議，于是陳瑸撰寫《新建朱文公祠記》, 闡明在臺灣建朱子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碑記的開篇以韓愈在潮州任刺史不滿一月，而當地人給他立祠為切入點，說明立祠不在于時間長短，而在于是否有功于國、有惠于民。他強調朱子理學雖發源于大陸，但是兩岸共同的文化，況且朱子還擔任過泉州同安縣主簿和漳州知州，而臺灣與漳、泉只一水之隔，他批評那種認為朱子沒有到過臺灣就不能立祠的人是頭腦糊涂。陳瑸對朱子為儒家道統所做的貢獻作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儒學自孔、孟之后，正學失傳，道統幾乎斷絕，而朱子剖析闡發，使儒家道統得以繼承下來，成為正統的儒家學說。陳瑸認為朱子思想義理深刻，必須一句一字反復推敲，才能理解其中意味，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信之深、思之至”。他反復強調朱子的義利觀，引用朱子“大抵吾輩于貨、色兩關打不透”“分別利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的名言，而重義輕利就必須像朱子強調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即以直內為體，方外為用，以用顯體。只有內心敬直，才能方外處事。因此，他要求諸生不可將朱子學等同于一般學說，而要切己體察,躬身實踐。從這篇碑文看，陳瑸是一位學者型官員，他的《新建朱文公祠記》是一篇傳播朱子文化的精彩政論文。 值得稱道的是，明清時期大陸地區朱子學已完全官學化，許多朱子遺跡遺址已納入朝廷的文化資源，由地方官府出資甚至朝廷撥款修繕保護。作為直接管理臺灣的行政長官，完全可以利用官府財力創建朱子祠，但陳瑸卻“無動公帑、無役民夫”，而是用個人的養廉盈余完成此舉。為解決朱子祠的香火和師生的伙食、油燈的費用，他還捐出二十八甲一分莊田。由此可見這位“清廉中之卓絕者”的人生品格。 需要指出，陳瑸篤信、傳播朱子學并非只表現在臺灣履職上，在福建任職時也是如此。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陳瑸調任福建巡撫，其間入有“南閩闕里”之譽的建陽考察朱子遺跡。次年上疏康熙帝稱：“建陽縣有考亭書院，為先賢朱子晚年卜居故址。城外朱子祠，曾奉御賜聯額，而祠宇湫隘。宜與書院并行改造，臣謹同督臣滿保捐費鳩工。”陳瑸還請求康熙帝賜尤溪朱子祠匾額。他說：“朱子生于尤溪縣郭外之南溪，舊有專祠;請賜匾額。”康熙帝見陳瑸疏請后，于五十五年(1716)賜“文山毓哲”之匾。 陳瑸之后力倡朱子學的是被譽為“籌臺之宗匠”的藍鼎元。藍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別字仁庵，號鹿洲。福建漳浦人。藍鼎元出生于朱子學傳統世家，曾祖父藍毅叟、祖父藍繼善、父親藍賦皆篤信程朱理學。藍鼎元本人受學于福州鰲峰書院，《清史稿》載：“巡撫張伯行器之，曰：“藍生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是一位學術醇正的朱子學者。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朱一貴事變，藍鼎元隨其族兄、南澳總兵藍廷珍入臺。與陳瑸不同，藍鼎元把朱子文化融入到治理臺灣的各項政策之中。他提出的文治措施有十九條，即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俗、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御、教樹畜、寬租賦、行墾田、復官莊、恤澎民、撫土番、招生番。這些措施貫穿著儒家仁政的方方面面，包括誠信、重農、租賦、規例、治安、吏治、武備、海防、教育、恤民、習俗等。 仁政是藍鼎元參與治理臺灣的突出表現。平定朱一貴事件之初，藍鼎元就給擔任征剿主帥的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寫《與施提軍論止殺書》。他指出，參與朱一貴事變的人也是“天地父母之所生，不幸與賊共處此土耳。畏死脅從，知非本愿，或掛名賊黨，以保身家，其心豈不愿見太平，重為朝廷之赤子？一旦大軍登岸，渙散歸農，簞壺迎師，皆所必至”，請求施世驃的部隊勿濫殺，體現藍鼎元仁愛德政之心。同時，他提出貫徹儒家“有教無類” 的教育理念，認為“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就是說人生之初并沒有好壞之分、沒有善惡之別，只要進行教育就能涵養化育,辦法是在鄉村普遍創辦義學，在百姓中開展《圣諭十六條》教育，用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來轉移士習民風。 《圣諭十六條》是康熙九年(1670)朝廷頒發天下的一項重要文教政策。它以程朱理學思想為核心，內容包括人倫孝悌、敦親睦族、重農務本、止息爭訟、崇尚正學、端正士習、遵守法律等。藍鼎元強調只要在士民中貫徹儒家“五常”“八德”思想，就能風俗純厚、社會安定、實現富裕。乾隆帝對藍鼎元治臺方略高度贊賞，并親下手諭：“閱藍鼎元《東征集》所言，大有可采。”后之治臺者，多以為法。 從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年的十年間，陳瑸和藍鼎元兩位渡臺官員在臺灣倡導傳播朱子學，前者從崇祀的角度在都市傳播朱子學，后者從教育的角度在鄉村傳播朱子學。于是朱子文化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得以在臺灣廣泛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