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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在各地擔任地方官，重視發展農業生產。他認為：“民生之本在食, 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谷，使凡州縣守卒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在南宋時期大多地方官僅以科差賦役，即 以向民眾索取為唯一職責的習氣中，朱子卻堅持“以勸農為職”，此為朱子的卓犖不凡之處，也是其一貫主張的“恤民”思想的重要體現。 他在知南康軍和知漳州期間，每逢冬閑或春耕播種時節，都要事先頒發 《勸農文》，千方百計督促農民積極務耕，把田種好。由于朱子“久處田間， 習知穡事”，了解農民的疾苦，又有“職在勸農”的基本認識，即以管理和組織當地的農業生產為自己的職責，故由他所頒布的一系列勸農文告尤為詳 盡具體，帶有很強的指導性，并非一般的空洞無物的官樣文章可比。 淳熙六年(1179)十二月冬閑時節，他在南康軍頒發的《勸農文》，首 先分析了南康軍“所以土脈疏淺，草盛苗稀”，氣候稍差，雨水不足，就造成“荒歉”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地瘠稅重”，二是地方官“勸課不勤"；從農民自身而言，則是“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即農活草率，從而形成了 “較之他處大段不同”，即容易造成“荒歉”的結果。針對農民自身的原因，朱子提出了五條措施，一是深耕細耙，改良土壤。深耕須在冬閑進行，“一例犁翻，凍令酥脆”，正月以后反復耙耕，使“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干”。深耕細耙之后，“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二是適時栽插，莫誤農時，“莫令遲緩，過卻時節”。三是及時鋤草，加強管理。四是多種經營，因地制宜。“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 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同時，“桑麻之利，衣服所資”，也應多種。五是陂塘之利，協力興修。朱子把興修水利視為“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工程較大，民間難以解決，“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筑。如縣司不為措置”，可立即向上級報告，以便及時處理。 淳熙七年(1180)二月春耕將始之際，朱子出巡郊外，當他看到“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深感不安，于是又下了第二道《勸農文》，勸誡民眾要 “勤力以趨時”，不可懶惰。又將星子知縣王文林歸納總結出的《種桑法》 《種田法》刻版印刷，分發給百姓，并表示“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說明朱子勸農，不是僅停留在口頭的 “勸”上，如有必要，也運用行政手段來督促檢查，以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類似情況還有他所發布的《勸農民耘草糞田榜》，公示百姓“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并強調說：“已帖知佐，月半以后不測下鄉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之人量行決罰，的無輕恕。”說明朱子為了抓好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民收入，的確煞費苦心。 淳熙八年(1181)二月，朱子在南康任期將滿之時，又下了一道《勸農文》，希望在他離任之后，南康百姓仍能“專心致力于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并能夠“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恤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其內容，則不僅限于農業, 進而又將其擴展至敦厲民風等方面的內容了。 朱子在漳州發布的《勸農文》，在強調“生民之本，足食為先”的基礎上，將其敦厲民風的為政措施與之結合，以此傳播先儒“衣食足而知榮辱, 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思想。在南康《勸農文》所強調的五條措施之外，還增加了保護耕牛、鼓勵墾荒、推行經界、禁止官差下鄉騷擾農戶等幾項內容。 朱子在從政期間，注重發展農業生產，并為此制定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 措施。他之所以頒布一系列勸農公文，獎勵農桑，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經驗，因地制宜傳授生產技術，是因為他切身了解民生疾苦，希望能由此提高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能夠衣食足、倉廩實，不受凍挨餓，可謂用心良苦，其動機和出發點無疑都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