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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一生在上朝廷的數十份奏章中，幾乎都離不開黜奸邪、遠近習的內容，而在各地從政時，與此一脈相承的，則是“戢吏奸”。 在同安任主簿時，朱子聽說鄰邑永春縣令黃瑀治吏有方，公廉強介，察見微隱，能夠達到“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的效果，故專程前往拜訪，學 到了一套“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奸，恤民隱”的治政之方。黃璃針對百 姓輸賦過期，吏人追賦暗地作弊的狀況，釆用了“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于市，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一不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黃瑀之法實際上就是加大征收賦稅的透明度，使吏人難以暗箱操作。朱子則將此法略加變通，又進一步加大透明度。他自述云： 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 作小榜遍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 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個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 定斷不恕，所以人怕。 以“限期點追”之法，正如朱子所言，講究的是一個“信”字；由于此舉省去了吏人下鄉追賦這一環節，也就斷絕吏人耍奸作弊的可能。此外，朱子為主簿，每天對“許多賦稅出人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奸”。為整治吏風，防止屬吏“貪"念暗萌，朱子在同安米倉的墻壁上題了一 首詩： 度量無私本自公，寸心貪得意何窮？ 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 要求屬吏要像度具量具那樣公正無私，不可有貪婪之心而損害公眾利益。 朱子在南康，為防止下屬僚吏欺壓善良百姓，特為頒布了《約束科差夫役》《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禁止官員以“公干”為名，隨意指派農民做“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的事，約束僚吏不得擾民，如有違者，希“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黃榦《朱文公行狀》載： 先生視民如傷。至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 有一官家子弟臨街縱馬，將一小兒踏成重傷，生命垂危，其屬吏竟謊報“已拷治如法”，企圖蒙混過關，朱子查實后，“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 吏人杖脊勒罷”。有人責問朱子，這是官家子弟，何苦辱之？朱子回答說: “人命所系，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后日將有甚于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一位“健訟假儒”夏楚，勾結皇家趙姓宗室與江州官吏勾結作惡, 欺壓百姓，朱子不顧同僚反對，將其杖脊，送他州編管。都昌豪右劉邦達 挾財恃力，凌弱暴寡，糾集徒黨“鳴鑼執杖，越都過保，欲以報復怨仇，抗御捕吏”，朱子處以“決配編管”。 在浙東，朱子單車簡從，“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弄清了一批官員或不顧百姓死活，消極救災，或勾結豪強魚肉百姓的劣跡。他先后依法查辦或上狀奏劾了這樣一批污吏和豪右： 奏劾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不抄札饑民，有意少報瞞報饑民人數二十五萬多人，造成紹興府大多數饑民得不到救濟。朱子上狀奏劾，希望朝廷能“重賜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奏劾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賑濟饑民的官米。密克勤膽大妄為，利用從平江府押運賑米之機，大肆偷盜。押運總額僅一萬三千石，而偷盜數量多達四千一百六十石，占總量近三分之一。為填補缺額，他釆取了以“糠泥拌和”和小斗放賑的手法。“情理重害，不可容恕”，朱子將其“送獄根勘” “依法施行”。 奏劾婺州金華豪右朱熙績不伏賑糶。朱熙績是金華“極等上戶”，家有房宅“三百余間”，“田畝物力雄于一郡”，因進納補官修職郎，歷官縣尉。 他平時“結托權貴，凌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為”。朱子命其設場糶濟, 朱熙績“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實際上是霉濕粞碎糙米，“又皆減克升斗”；散粥救濟則是每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使饑民吃了狼狽嘔吐。朱子上狀奏劾，希望朝廷“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為豪右奸猾 不恤鄉鄰之戒"。 奏劾衢州知州李峰隱瞞災情、不理荒政，監戶部贍軍庫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檢放旱災不實。衢州前后經水、旱兩災，而李峰“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對上謊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常山縣受災七八分，他“只作一分 六厘減放"。災民“采取蕨根以充饑腸” “死亡已多”，而他卻“于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朝廷下撥的六萬石賑米, 全部截留不下撥。張大聲、孫孜只知秉承李嶧的意旨行事，“不以恤民為念”，竟“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厘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于輪納追呼、監系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 亡甚眾"。此等欺上瞞下，“慢法害民”之徒，朱子毫不留情地上狀奏劾。 奏劾衢州江山知縣王執中庸謬不職，在大災之年不恤饑民，反而非法收禁大量平民，“務要科罰錢物”。縣內“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卻“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為饑所迫，已有奪糧之意”，而王執中卻坐視不管，“委是弛慢不職之甚”，故朱子上狀，予以罷黜。 奏劾臺州寧海知縣王辟綱不修荒政。縣內流移逃亡人戶已達一千多人, 而王辟綱仍是“恬然不恤，亦無申報"。朱子以其不職罪予以罷黜。 奏劾臺州前知州唐仲友貪贓枉法。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戚，因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之薦，從臺州知州改遷江西提刑而尚未赴任。淳熙九 年(1182)七月，朱子巡歷至臺州，途遇兩批臺州流民，“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去逐食”。經進一步調查，知唐仲友在大災之年仍“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此外，還有其他許多“不公不法事件，眾口讙嘩，殊駭聞聽”。案情相當嚴重。為此，朱子上了《按知臺州唐仲友第一 狀》。 在《按唐仲友第二狀》中，朱子詳述了唐仲友在大災之年，不但不賑災救荒，反而違反稅法，擅將繳納夏稅的期限提前兩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饑民，使千里之人愁怨嘆息”。天臺知縣因體恤民情, 催理稍緩，唐仲友竟差人將其押解臺州，以作人質，后縣民“相與號泣”于道，同意十日內將夏稅交齊，才得以放回。 在《按唐仲友第三狀》中，朱子全面詳盡地揭露了唐仲友“不法不公” 的罪行，列舉其罪狀二十四條。其中包括違法收稅、殘害百姓；大肆貪污公使庫官錢，數量多達十幾萬貫；培植爪牙，為非作歹；縱容子侄等親屬敗壞政事，包攬訟事，收受賄賂；蓄養亡命之徒，偽造紙幣；挪用官錢，包養娼妓四十幾人，并縱容妓女干預訟事，通同受賄。在他的老家婺州，田產之 外，則還有彩帛鋪、魚鲞鋪和書坊，而這些，均來自他侵吞的大批官錢和欺榨百姓的血汗錢。 在朱子連上三狀之后，朝廷并沒有懲處唐仲友，朱子在等待近二十天 后，又上了《按唐仲友第四狀》。主要內容是平日助唐仲友為非作歹的爪牙, 以及受害者提供的大量證詞、證據，進一步揭露其殘害百姓、貪污官錢，為非作歹的罪行。在奏狀中，朱子尖銳指出，對唐的罪行，朝中大臣有庇護之嫌。他說：“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為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朱子的預感是正確的，當朝宰相王淮與唐仲友是婺州同鄉，唐仲友的弟媳是王淮的妹妹。朱子接連三次奏劾唐仲友，都被王淮私自扣下，“匿不以聞”。此后，朱子又連上第四、第 五、第六狀，王淮見勢不可已，只將揭露唐仲友罪行還不夠深刻的《按知臺州唐仲友第一狀》進呈孝宗，并多方為唐仲友開脫罪責。并故意模糊朱、唐之爭的性質，將這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歪曲為是一場學者之間門戶之見的爭論，是“秀才爭閑氣”，以此蒙蔽孝宗，使唐仲友僅僅只是罷免了新任江 西提刑的職務而已。即使這樣，據載，罷免唐仲友命下之日，久旱的臺州， 忽然“雨遂大注。是歲谷重熟”。 朱子在漳州，針對本州“分職未明，文書散漫”，“財賦獄訟盡出吏手, 而參佐以下官受其成”的弊病，上任伊始就發布了《州縣官牒》，下令縣丞、 簿、尉等必須每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冤枉”。同時，也以此杜絕官吏舞弊受賄、索賄。 他還采用職位“移換”的方法，將“優輕處”即分掌財賦“肥缺”的猾吏強行換位，“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以防止胥吏不法，“恣意侵漁''。諸縣送州點對的簿歷，在法均有時限。有兩名州吏故意拖延時間, 以此邀索縣道行賄。朱子憑借其同安主簿的經驗，熟知其中的弊端，查實此事后，“即時決兩吏”。 漳浦縣尉黃岌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使漳州沿海塞兵斷糧，朱子為此上狀按劾，“以為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龍巖縣地僻山深民貧, 縣吏不知體恤民情和躬行教化，只知“差公人下鄉騷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民風爭強斗狠，朱子為此發布了《龍巖縣勸諭榜》，整頓吏治與風俗，下令龍巖知縣“約束官吏, 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騷擾”。在潭州，朱子先后發布一系 列《約束榜》，前后內容多達有四十八條，而以“申教令、嚴武備、戢奸吏、 抑豪民”為其要點。 針對稅官每天收到河市稅錢，不盡數上交，“隱瞞入己”的弊病，朱子在稅務大門上張榜，公布每天收到的稅錢，并提請納稅人監督，一旦發現短少，允許陳告并給賞錢，這就有效防止了奸吏侵吞的可能。有兵士與不法之徒在其街市上“欺壓善良，毀打百姓"，朱子下令“斷罪監納”，視情節罰款或收監。他還把訴訟案件分為“使廳引押”與“都廳引押”兩類。“使 廳引押”的訴訟對象主要就是針對貪官污吏及其他大案要案，如“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克，役使殺人、行劫、殺略、奸盜，聚眾斗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業，奸污婦女，斗打見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