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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教育家，朱子不論是賦閑家居，還是為官從政，都十分重視教育。其具體表現為，賦閑家居時以授徒講學為主，為官從政時則以推行社會教化為先；推行社會教化是其書院講學、學校教育實踐的一種擴展和延伸。朱子在知南康軍的到任榜文中指出，南康自古“民俗號稱淳厚”，“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文中出現的“師帥”一詞，“師”是老師，“帥”是地方長官，將此二者合為一體，表明朱子將政府官員視為是社會教化理所當然的推行者，其一言一行，都應是民眾效法的表率和良師，故推行社會教化，是朱子擔任各地地方官的主要政績之一。 作為一個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朱子每到一處，必興辦教育，從而促進了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在社會教化方面，則從敦勵風俗，約民以禮，政教并舉入手，以端正民風民俗。 在學校教育方面，紹興二十三年(1153)七月，朱子初至同安，面對的是學舍殘破，學子無書可讀以及資金匱乏，贍學錢被州學截留的狀況。故朱子主同安縣學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書泉州府學教授(《與李教授書》)及同安知縣，與其據理力爭，并具公狀申稟。強調“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 朱子主同安縣學之始，就先后陸續發布了《同安縣諭學者》《諭諸生》《諭諸職事》等文告。引導諸生“致思于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其目的不在于“干祿蹈利”，而在于“語圣賢之余旨，究學問之本原”;不在于舉子之業，而在于“入于圣賢之域”；要求諸生以理義悅其心，專心致思，不受詞章之學所局限，要在日用“飲食起居之間”體會儒學的正心誠意之學，“而由之以入于圣賢之域”。為此，朱子制定各種學規,增修講問之法，在學中設講座，師生間可相互問答，展開討論，并撰《講座銘》立于學堂之上。為試補縣學弟子員，發布《補試榜諭》；定策試之法,發布《策試榜諭》；撰《策問》以策試諸生，共擬題三十三問，以孔孟儒學思想為主線。并親為諸生講解《論語》二十篇，撰《論語課會說》《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札子》。 為解決師資的不足，朱子邀請“留意講學，議論純正”的本縣徐應中，以及“天資樸茂，操履堅愨"的進士王賓充當縣學教師。又申縣批準，“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又上狀舉薦時年已五十的柯國才，因其家居教授常百余人，在當地講學頗有名望，朱子聘請其為縣學直講。 在教學設施上，朱子在縣學原有日新、匯征二齋的基礎上重建四齋，并以為舊名“匯征”有“以利祿誘人”之嫌，故分別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重新命名四齋，挑選本校學生任齋長、齋諭，并撰《更同安縣學四齋名》一文以記之。又建教思堂于明倫堂左，建經史閣于大成殿后。縣學缺少藏書，朱子又從福建帥司資助、民間募集，以及縣學殘存中整理這三種途徑，共得藏書一千二百多卷，藏之經史閣。朱子作《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后記》記之。 同安是北宋名相蘇頌(1020—1101)的故鄉，但對其事跡，鄉人卻罕有知者，即使是其本族的子弟也說不清楚；相反，卻對北宋時本地區出現的曾公亮、蔡確、呂惠卿等人津津樂道。為表彰名賢，端正士風，朱子上狀得準在“縣學空閑地架造”蘇丞相祠。又撰《蘇丞相祠記》，贊揚蘇頌“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學問淵博，能守大節，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宣稱“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又在縣學內建祠，祀奉被秦檜迫害致死的主戰派人士、南宋初曾兩度為相的趙鼎，以此向諸生傳播愛國抗金的思想，并表明自己主戰反和的立場。 朱子在同安興學數年，使同安的士風逐漸實現了從此前重詞章到重義理的根本轉變。同安的學子許升、王力行、許子春、陳齊仲、戴邁、林巒等成為朱子生平最早的一批入門弟子。他們與在此前后陸續從學于朱子的漳泉一帶的閩南弟子一道，成為朱子理學在閩南廣泛傳播的中堅力量。 淳熙六年(1179),朱子任南康知軍，到任即頒布榜文，其施政的三大綱領，養民力、敦風俗之外，就是興教育以“砥士風”。他指出，南康軍“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其原因，“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后生無所從學”。因此，他希望“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于學者，遣來入學”。朱子在“公務之余，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仰副圣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接著，朱子開始全力整頓軍學。首先，他在軍學學宮講堂之東建成濂溪周先生祠，張掛周敦頤像，而以二程配祀，樹立了學子心目中應有的圣賢偶像，并請張栻作《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又在講堂之西建成祀奉地方名賢陶潛、劉渙、劉恕、李公擇及曾謫居于此的北宋名儒陳璀的五賢祠，請“南渡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詩人尤袤作記。其次，就近選用學問淵博、德才兼備的儒家學者如新淦（今江西省新干縣）縣尉來擔任學職，并發布《招學者入郡學榜》公示，以吸引更多人前來。而朱子本人，則在公事之余，每隔四五日就到軍學講學，課程以講解《大學》《論語》等儒學經典為主。 朱子在南康興學的最大功績，是修復了廬山白鹿洞書院。淳熙六年(1179)四月，朱子在一到南康任即發布的《知南康榜文》中，就已向當地故老征詢白鹿洞書院舊址所在。“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后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同年十月，于荊榛莽叢之中發現書院遺址。對此，朱子深為感慨，他認為在廬山一帶道教宮觀、佛教廟宇“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因此，他認為修復白鹿洞書院勢在必行。 朱子一面向朝廷呈報《申修白鹿洞書院狀》，一面撰《白鹿洞牒》向社會公示，以取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但此事起初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相反卻“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但朱子并不為世俗之見所動搖，仍堅持進行書院的修復工作，并命軍學教授楊大法、星子（今江西省廬山市）縣令王仲杰籌措修復事宜，并請呂祖謙為之撰《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書院建成。在書院故基上“為小屋二十余間”。本月十八日，朱子率書院師生行釋菜禮，告先圣先師《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自兼任洞主，親任導師，以《中庸》首章為諸生開講。此后,每到公余休息日，就到書院講學。黃榦《朱文公行狀》載：“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朱子還曾以《白鹿書堂策問》，就前人如何繼承孔孟的道統圣傳策試諸生。 朱子還親自制定了《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書院學規頒示給學生，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該揭示充分體現了朱子以“明人倫"為書院教育之本的宗旨，又明確了為學之序和修身、處事、接物之要，高度凝聚了朱子的理學教育思想。 為了擴充書院的藏書，朱子將劉仁季送給他個人，作為替其先父作傳的答謝之禮——《漢書》四十四通轉送給書院。又廣發信札，向江東、江西兩路諸使，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征集圖書，由此求到“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為了辦好此事，朱子還請他在豫章的學生黃商伯協辦。他在寫給黃商伯的信中說：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干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札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復。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 為了振興白鹿洞書院，朱子事必躬親，對如何避免征書重復這樣的小事也認真對待。而“刻之金石”，則是對獻書者的一種感激與鼓勵，是為書院久遠發展著想的一個明智之舉。文中提到的“陸倉”，指的是著名詩人陸游,其時正官江西常平提舉，故有此稱，這說明陸游也是朱子征集圖書的對象之一。 不僅如此，對在書院始復之初并不支持的朝廷，朱子也有辦法請其賜書。淳熙八年(1181)三月，朱子上狀乞請孝宗御筆為白鹿洞書院書額；并援引北宋太宗時，江州知州周述奏請以國子監本《九經》賜白鹿洞書院之例，請賜宋高宗手書石經及印本《九經注疏》《論語》《孟子》等書。由于前有太宗皇帝之先例，此請出乎意料的順利。尤其是御書書院匾額，無形中使白鹿洞書院的修復得到了皇帝的恩準和“欽定”。 淳熙八年(1181)二月，朱子邀請陸九淵來書院講學。陸九淵為諸生講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由于所講“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朱子特為作跋，后又刻石為記，使學生得以時時警省。 為增加師資，朱子還聘請“年德老成”“績效可觀”，能“表率生徒”的學錄楊日新為書院堂長。朱子的門人劉清之、黃榦、李燔、林用中等相繼在書院講過學。當時，從學于白鹿洞書院的朱門弟子有曹彥約、曹彥純、胡泳、呂炎、彭方、熊兆、蔡念成等二十多人。 淳熙八年(1181)九月，朱子任浙東提舉，任職時間前后不過一年，且忙于救災，但他仍十分重視教育。次年二月，朱子奉使巡歷至婺州東陽，曾至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講學，贈送所著《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在上虞縣(今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清風峽的潘氏月林書院，與潘畤相與講明性命之學。在浦江縣西北泉亭，因朱子講學于此，后人建起了月泉書院;在黃巖縣(今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杜家村，為“晦庵先生與南湖二杜公講學之地”，后杜氏子孫建起了樊川書院;在奉化縣（今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龍津館，朱子曾“泊舟于此，率諸生講學焉”，后人建龍津書院。在朱子經履講學之地，后人相繼而建的書院還有，諸暨舊縣署側的紫陽精舍,松陽縣西的明善書院，縉云縣的獨峰書院、美化書院、五云書院，紹興府城臥龍山西崗的稽山書院等。 永嘉縣學內有一座秦檜祠，淳熙九年（1182）八月，朱子得知此事，特移文毀之。文中怒斥秦檜-- 歸自虜廷，久專國柄。內忍事仇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戳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天不誅檜，誰其弱秦！ 何況，“學校實風化之源”，如此誤國的權奸廁立于此，“何以為訓?”行文酣暢淋漓，一氣呵成，既表明了朱子力主抗金的一貫立場，也表明朱子認為在學校教育中，應為學生樹立愛國愛民的正確典范，而不是如秦檜那樣禍國殃民的奸邪。 紹熙元年（1190）,朱子出知漳州。一到任即往孔廟祭拜，作《漳州謁先圣文》。整頓學校，是其重要政務之一。郡學教授張某品行不端，朱子將其開除，并訓斥為之說情者： 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個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 為培養士子的廉退之節，為郡學諸生樹立可以效仿的正人端士形象，朱子延請郡士黃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陳淳和徐寓八人，入郡學教授諸生，并發布《漳州延郡士入學牒》。牒文對延此八人的原因，“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作了說明；對此八人的學問和操履一一作出評價，希望凡學之子弟，從此有“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 公務之余，親自到府學講學，是朱子從政以來的慣例，在漳州也不例外。王懋竑《朱子年譜》載其“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清代光緒《漳州府志》記載：“（先生）尤留意于學校，……旬之二日，又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小學為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之。”這就是說，每旬逢二、六日，即每月有六天到州、縣學講學,成為朱子從教慣例。 朱子在漳州，是其刊刻圖書最多的一個時期，刻書的地點均在漳州府學（即郡齋）。刻印的圖書有《大學》《論語》《中庸》和《孟子》，即所謂“四書”；《書》《詩》《易》和《春秋》，即所謂“四經”，以及《近思錄》等。這些圖書，是漳州士子接受儒學傳統教育的主要教材。 紹熙五年（1194）,朱子任荊湖南路安撫使。他在《潭州到任謝表》中就提出“學兼岳麓，修明遠自于前賢”，“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表明振興湖湘的教育事業，是朱子此行的目標之一。 針對岳麓書院“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的狀況，朱子聘請了黎貴臣、鄭貢士擔任書院的講書職事。又擴大書院規模，于額外增加學生十名，以解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而“無所棲泊”的困難。且按照州學的同等待遇，“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又增置學田五十頃，供書院祭祀，師生教學之用。 朱子把《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岳麓書院的學規，湖湘學子將此稱為“朱子書院教條"。政事之余，則入書院與州學為諸生講學。王懋竑《朱子年譜》載: 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據其弟子記載，朱子“在潭州時，詣學升堂，以百數簽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說大義”。某日，“先生至岳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請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 由于年久失修，岳麓書院當時已有“久浸廢墜”之患。為此，朱子在湖南，還將書院修復一新。明人陳鳳梧《岳麓書院序》載：“晦庵尋安撫湖南,更建爽塏，以待四方學者。規模宏闊，教條詳明，一時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鄒魯。所謂學徒千余人，食田五十頃，載諸碑刻，不可誣也。” 始建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位于湘江西岸的湘西精舍，經北宋末劉輔之重修后，又毀于紹興兵火。朱子在精舍舊址上予以重建，未完工而離任。當時其門人邵武饒干（字廷老）官長沙令，朱子便委托他總其責，以續成之。 在社會教化方面，朱子在各地從政時也極其重視，將其列為與學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曾制定一系列敦勵風俗的條例和鄉規民約，張榜公示，加以推行。 在同安，針對此地舊習“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為之”的現象，朱子特為發布了《申嚴昏禮狀》，予以嚴禁；并查閱了《政和五禮》中有關士庶婚娶儀式的條文予以公示，要求百姓遵守。 在南康，在朱子到任即頒布的榜文中，就有推行社會教化的“敦風俗”。 他指出，南康自古“民俗號稱淳厚"，“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 良，不加敦勸，是致頹靡”。故他希望“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并加教戒。……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 至于如何敦厲風俗，朱子主要著眼于挖掘南康的歷史文化資源，表彰當地以忠孝節義聞名于后世的歷史人物，以扭轉當地百姓迷信佛教，子弟拋棄父母遁入空門的頹敗民風。在《知南康牒文》中，他委命南康軍學楊教授、毛司戶全力負責，須逐一落實的事項有九項：尋訪“康復帝室，勤勞忠順”的晉太尉陶侃的遺跡；為“及登宰輔，優有武功”的晉太傅謝安立祠；為“隱遁高風”“忠義大節”的晉陶淵明立祠；修復以孝行聞名于世的陳朝司馬暠、司馬延義，唐朝熊仁贍墓地和旌表門閭；尋訪白鹿洞書院遺址；旌表“釐婦守節”的建昌義門洪氏；為曾在北宋熙寧中知南康的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立祠；修復“避世清明，高蹈物表”的西澗劉渙、劉恕父子的故居和墳墓；尋訪北宋諫議大夫陳瓘的遺跡。 以上所列事項，朱子在任期內幾乎全部落實辦妥。除了修復白鹿洞書 院、創濂溪祠，以及祀奉陶淵明、劉渙、劉恕、李公擇、陳瓘的五賢祠之 外，他還在修復的劉渙墓前建“壯節亭”，并為之作記（《壯節亭記》）。為唐朝孝子熊仁贍之墓作祭，撰《告熊孝子墓文》。又為重修后的陶侃廟上狀申請賜額等。 將儒家典籍通俗化，用以敦厲風俗，把孔子“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的思想廣泛播向民間，是朱子在南康的治績之一。他對南康窮家子弟多出 家，棄父母于不顧，有悖人倫的風俗極為反感，特撰《示俗》一文，廣為公示。此文專門俗解《孝經庶人章》，原文僅五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朱子將“因地之利”解釋為“依時及節耕種田土”；將“謹身”解釋為“不作非違，不犯刑憲"，即不作非法違法，觸犯法律的事。總評為： 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 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最后幾句尤為精彩：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于身，枉費力也。 朱子在此以孝道來反佛，可謂擊中要害；而以《孝經》來取代佛經，要求百姓廣泛誦讀，這就使儒家經典不再僅僅局限于書院、官學的課堂之內，而是廣泛迅速地以一種通俗化、大眾化的形式向民間傳播，這在儒學傳播史 上，可謂是一個創舉！ 淳熙六年(1179)八月，朱子還公示了《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榜文，根據《禮經》和法律條文，嚴申“別籍異財之禁”，指的是父母在世，兄弟不得分家。其時，建昌、都昌兩縣各有一例母親在堂，而兄弟私分財產案，朱子以此為例，向南康屬下各縣曉諭，嚴禁此類“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事發生，勸諭百姓人人都像陳兩司馬、熊孝子、義門洪氏那樣“務修孝弟忠信之行"。 在浙東提舉任上，朱子的主要任務是救荒，而勸誡富戶出錢出力也是其救荒的有力措施之一。他將此與敦厲民風結合起來，在《勸立社倉榜》中，他鼓勵富戶“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認為此舉有助以“養成閭里睦姻任恤之風”。 在漳州知州任上，面對“政由教化未明，風俗薄惡”的現實，為敦厲民風，朱子“到郡，首頒禮教”，釆取了約民以禮，政教并舉，勸諭百姓,打擊邪惡等一系列措施。 針對“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绖者”，發布《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 針對漳州地區“魔教”盛行，“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不昏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的惡習，朱子發布了《勸女道還俗榜》，嚴禁立私庵，勒令女道還俗回家。 北宋陳襄的《勸諭文》是一篇著名的以振興社會道德教育，美厚社會民風，復興禮義之俗的政論短文。全篇正文僅九十六字，提出了：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 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 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 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朱子對此文極為贊賞，略加改動數字，加上原文注解，并作跋語加以“揭示"，改題為《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張榜公示，曉諭民眾，希望“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 與此同時，朱子根據漳州民間流行的各種惡習，歸納出十條端正民風,勸民遵守的禁令，名《勸諭榜》。內容涉及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 周恤鄰里，禁止奸盜、禁止賭博，不得傳習“魔教”，禁止寺院男女晝夜混雜，等等，目的就是為了“美厚”社會風俗。為了擴大影響，以利傳播，他還將一些“有補于風教”的圖書如《家儀》《鄉儀》等在漳州刻印出版。 對朱子在漳州教化，敦厲民風的治績，其門人陳淳有如下評價： 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平日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日附鬼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盜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 朱子官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時間不長，興教化是其治績之一。其所 頒布的《約束榜》中所列的四十八條禁令中，內容除以整詞訟、戢奸吏為主之外，其中與敦厲民風有關的內容有：針對潭州軍民賭博成風，公然設柜坊聚賭的惡習，他下令拆毀柜坊，并張榜公示：“禁止百姓及軍人賭博，…… 如有前項違犯之人，……一例追斷施行。”他對名列五岳之一的衡山風景 區遭到亂砍濫伐，致使“林木摧殘，土石破碎”，森林植被受到嚴重破壞極為痛心，為此他下令曉示當地民眾，一是“不得似前更行斫伐開墾”；二是開展綠化，“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后，山勢崇深，永為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