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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伊始，朝廷對書籍的印刷傳播實行嚴格的管制，僅限于官方刻印，并由國子監(jiān)把管，民間幾無私坊刻書。至熙寧元年(1068)之后，對刻印書籍的政策有所放松，“首開私刻之禁”，全國各地的私刻、坊刻開始出現(xiàn)，刻、坊刻開始出現(xiàn)，且逐漸興起。建陽的刻書業(yè)有賴于政策的放寬而迅速發(fā)展，除縣學的官刻外，麻沙、崇化兩地出現(xiàn)大量私刻、坊刻作坊；并由此發(fā)展為全國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浙本以杭州為中心、蜀本以四川眉山為中心)，從而完成了建本的“化蝶”升華。 進入南宋時期，因朱熹在建陽創(chuàng)辦精舍(書院)，其門生故舊如“建陽七賢”紛紛效仿，教化鄉(xiāng)里，先后創(chuàng)辦瑞樟、寒泉、云谷、廌山、鰲峰等書院(精舍)十余所。彼時的建陽“書院林立、講幃相望”。而此時全國文教興盛，創(chuàng)辦書院、山林講學之風盛行，直接帶動理學書籍以及士子為仕途求學所需科考用書的需求。建陽刻書業(yè)因之進入興盛時期，當時麻沙、崇化兩地共有刻書作坊51家，其中余氏作坊8家，劉氏作坊9家，還有蔡氏、虞氏和陳氏等作坊20余家。 當時的麻沙、書坊兩地刻坊實際上已初具規(guī)模，如余氏、劉氏等家族刻坊擁有完整的從撰寫、編排、校對、書工、刻工和印刷工一應俱全的隊伍，能獨立并快速刻印刊行以應市。故此，當時建本圖書的行銷已經(jīng)“無遠不至”。建陽學者熊禾在為書坊重修后的“同文書院”作的疏文中盛贊：“書坊之書，猶水行地。” 宋代建陽坊刻以余、劉、蔡、虞諸姓較為有名。其中最負盛名為“建安余氏”。南宋時，余仁仲的“萬卷堂”所刻經(jīng)籍《禮記注》《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春秋谷梁經(jīng)傳》《尚書精義》《周禮注》即已名噪一時。 朱熹曾說:“建陽版本書籍，上自六經(jīng)，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著名地理學家祝穆在《方輿勝覽》中說“麻沙、崇化兩坊產(chǎn)書，號為圖書之府”。劉克莊任建陽縣令時曾贊麻沙、崇化兩坊“墳籍大備，比屋弦誦”。《中國印刷史》載，宋代建陽麻沙、崇化兩地共有刻坊37家，另有各路茶鹽司、漕司、提刑司和州軍學、郡縣學以及各處書院的官刻以及由私宅、家塾或個人出資刻印書籍的坊刻。兩宋時期，閩北學者游酢、胡安國、羅從彥、朱熹及門人蔡元定、祝穆、劉爚等都刻過書。在南宋時建本即已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南宋建陽學者熊禾為重修同文書院作《上梁文》中有“書籍高麗日本通”“萬里車書通上國”等句，這是宋代建本遠銷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真實記錄。 兩宋的“建本”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tǒng)并存。官刻、私刻校讎精審，紙墨俱佳，無疑為建本佳品。而坊刻則緊跟市場，在保證刻書質(zhì)量的前提下，刻印通俗易懂讀物，節(jié)約刻書成本，降低書籍售價，增加書籍刻印量，建陽迅速崛起，成為刻書中心之一。無論是刻坊數(shù)、印刷數(shù)、還是書籍印刷品質(zhì)，都以坊刻最為突出。傳諸后世的宋建本，大多為坊刻，且印制裝幀品相精美。當時建寧黃三八郎書鋪刻《韓非子》《重修廣韻》，建安余仁仲萬卷堂刻《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尚書精義》《古列女傳》等流傳至今，似可見證。 在宋代，建陽麻沙、書坊兩地官刻、私刻和坊刻有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往往互為融通，有時官委私刻，私委坊刻，也有私刻轉為坊刻，走向雕版印刷市場。而建本內(nèi)容方面，則四部皆備，其中又以經(jīng)、史、子部為最，兼及儒家、醫(yī)書、類書和文人別集為主。于儒家子部而言，又以朱熹考亭學派人物的著作居多，概因南宋時理學盛行，建陽考亭學派學術建樹頗豐、影響巨大，建陽考亭為南宋文化中心，學者眾多，朱熹、蔡氏的學術成果在這里通過發(fā)達的雕版印刷業(yè)，很快通達全國，建陽本地文教也極為發(fā)達，不僅為書坊刻印的書籍培養(yǎng)大量讀者，也為雕版印刷行業(yè)的發(fā)展儲備了大量人才。因宋代重文抑武，書籍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經(jīng)之路，建本的興盛，可謂適逢其時。 南宋時期，由于刻書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大量從事刻書業(yè)者聚集于此，各家各戶，男女老少“以刀為鋤，以版為田”，從而帶動麻沙、書坊的人口增長。時任建陽縣令戚雄游書林時，作《清修寺》詩贊曰:“咫尺書林應萬戶，倚空文焰欲騰騰。”當時，建陽私家刻書就達22家，聲名較著的有建安黃善夫家塾、建安劉元起家塾、建安蔡夢弼家塾、建安魏仲舉家塾等。坊刻也達到29家，其中余、劉、蔡、黃、虞等五姓自宋至明，時代相沿，形成刻書大族，后人稱之為“書林門閥”“刻書世家”，并涌現(xiàn)出余仁仲、蔡琪、黃三八郎等著名刻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