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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規是以簡要的文字，概括學校的教學宗旨、內容、任務、目標的規范性文件。宋代朱子制訂《白鹿洞書院揭示》，雖然有學者認為這個“揭示” 不能視為學規，但其后的許多書院仿而效之，并稱之為學規。同時，它突出了朱子理學思想，使書院學規具有朱子學的文化蘊涵。 清代，渡臺官員為臺灣書院制訂了許多學規，其中重要的有劉良璧的《海東書院學規》、覺羅四明勘定的《海東書院學規》、胡建偉的《澎湖文石書院學約》、林豪修訂的文石書院《續擬學約》等，這些學規、學約蘊涵著深厚的朱子理學思想。 劉良璧(1684—1764),字省齋，康熙四十七年(1708)舉人。湖南衡陽人。他于雍正五年(1727)調任諸羅知縣，之后歷官閩連江、龍溪知縣、 漳州同知。乾隆二年(1737)任臺灣知府，五年升分巡臺灣道。在任期間手訂《海東書院學規》六條：一曰明大義，二曰端學則，三曰務實學，四曰崇經史，五曰正文體，六曰慎交游。學規的第一條以君臣之義作為達道之首，強調“圣賢立教，不外綱常”，要求讀書人要尊君親上，謹守法度，體國奉公，與儒學、朱子學倫理思想一脈相承。在“端學則”中，他引用朱子 推薦的《程董二先生學則》：“凡學于此者，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這篇《學則》的“程董二先生”，程即程端蒙, 董即董銖，二人都是江西人，也是朱子的弟子，朱子為這篇《學則》加跋作為各類學校的守則。《學則》從學生的起居飲食，到言談舉止都規定得至為具體詳盡。不過，劉良璧引用的只是綱目，實際上每條綱目下還有具體的內容，如“步立必正”下有“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容貌必莊”下有“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 勿輕有喜怒”，劉氏作了省略。劉良璧引用此《學則》，意在希望塑造學生的儒者形象。在“務實學”中，強調要務求實體達用之學。他說：“古之大儒，明禮達用，成己成物"，要求諸生養成深重凝重的氣質，“出可以為國家 效力宣猷，入亦不失為端方正直之士”，同時，強調“毋徒以帖括為工"。 “帖括”是明經科以帖經試士，指的是迂腐不切時用之言。在“崇經史”中， 強調讀經史的重要性。他認為“六經”是學問的根源，士不通經不明理。而史以記事，歷代興衰治亂的歷史都在其中，“舍經史而不務，雖誦時文千百篇，不足濟事”。在“正文體”中，認為明代以來帖括取士，到清代“兼收博采，或獨宗一家”，雖各隨風氣轉移，“而理必程朱，法則先正，不能易也”。要求學生“取法宜正”，才能“立言無陂”，顯然是對唐宋儒家“文以貫道” “文以載道” “文以明道”的繼承。儒家不僅強調推己及人，而且要求要慎重選擇交往的朋友，此類經典哲言頗多，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荀子?勸學》）。“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顏氏家訓?慕賢》）。“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民間甚至有“跟著好人學好人，跟著狐貍學妖精，跟著巫婆跳假神”之說。劉良璧也十分強調交友的重要性，他在“慎交游”中認為“讀書之士，敬業樂群，原以講究詩書、 切磋有益”，所以君子應“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果“少年聚會，不以道義相規，而以媟褻相從，德何以進，業何以修?”他提醒學生“稂莠害嘉禾, 不可不察。諸生洗心滌慮，毋蹈前習”。 劉良璧之后，覺羅四明對《海東書院學規》作了更定。覺羅四明，字松山，號朗亭，滿洲正藍旗人。乾隆二十六年（1726）任福建分巡臺灣道，次年將《海東書院學規》更定為八條，即端士習、重師友、立課程、敦實行、看書理、正文體、崇詩學、習舉業。覺羅四明因滿族人的特殊身份，學規淡化君臣之義而強調更多的是朱子義理。如在“端士習”中，他提出讀書人要知行相須，不能將自己等同于市場中的商販。在“重師友”中，提出師友應“泛愛親仁” “和氣相處"，揚善隱惡。“泛愛親仁”出自《論語?學而》 “泛愛而親仁”，體現儒家超越自然血親的普遍社會倫理關系。在“立課程” 中，他不僅強調業精于勤而荒于嬉，并把“四書” “六經”、《通鑒綱目》《近思錄》《性理大全》作為諸生學習的重要內容，而且教學生簿冊式地安排課程，“勿怠緩，勿急迫”，量力而行，日積月累，學有所成。“如有疑義不明， 亦即面相質問，以著教學相長之義”，體現朱子的循序漸進、師生問答的教學方法。在“敦實行”中，他強調朱子的知行觀，要求學生把人倫道德貫徹于生活日用之中，不能脫離人倫實踐，否則就會失去讀書的本意。在“看書理”中，他提出讀書要像朱子所說的物我觀照，心領神會，不能“泛泛以書博我，而當以我看書”；要“字字句句，實從經文傳注涵泳而出，而又一一皆體之于身，驗之于心”，才能“吻合無間"，體現朱子的為學功夫。在“正文體”中，他認為“濂、洛、關、閩之理，運王、唐、歸、胡之法者，學者尤不可不奉為圭臬”，把程朱理學作為正文體的標準和準則。在“習舉業” 中，他引用朱子所言“使孔子在今日，也須應舉”的觀點，認為留心義理之學更能透析細微曲折、發明旨趣。可見，覺羅四明的學規既有理論的高度, 又強調實踐努力，是一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且深具義理的朱子學規。 胡建偉的《澎湖文石書院學約》有十條，即重人倫、端志向、辨理欲、勵躬行、尊師友、定課程、讀經史、正文體、惜光陰、戒好訟。十條“學約”全面而詳細地闡發了朱子思想。在“重人倫”中，他把人倫看成是 “學問之大原”，而人倫又以孝為先，是“百行之原” “五倫之本”，是人們必須遵守的普遍或基本的準則。在“端志向”中，他強調立志的重要性。他引用朱子的名言“惟有志之不立，直是無著處”。而立志最重要的是培養道德情操，他說：“世人讀書，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如果“以富貴 為功名，富貴之外，復有何來?”在“辨理欲”中，他把理與欲看成是與生俱來的本體，理中有欲，欲中有理，但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必須明辨，才能“壁立千仞之上"而不動搖，反映出朱子的理欲觀。在“勵躬行"中，他重點闡發程朱理學的知行觀。他說今天的人都生活在圣賢之后，我未行的都是古人已行、記錄在書本上的，讀書時要把自己放在書本之內，“不可看作書是書，我是我”“書與我兩不相干”，顯然是對朱子“將圣賢言語體之于身”的繼承。在“惜光陰"中，他富有哲理地提醒學生“眼前一刻，即百歲中之一刻”，不可群居燕坐閑談、耗費時光、荒廢時日。同時，對“今日不讀有明日，今年不讀有明年”的思想提出批評。在“戒好訟”中，他認為學者讀書明理，應當心平氣和，即使有不平之事，也應“據事直書”，規勸人們通過勤讀詩書、端正品行、提高修養、推己及人贏得人們的尊重，這體現儒家德治的精神，對今天構建和諧社會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時的閩臺學者和渡臺官員對胡建偉的善政評價很高，如鰲峰書院講席朱仕琇在《澎湖紀略》序中說，胡建偉任澎湖通判時“尤尚文教”。臺灣知府鄒應元在同書序中也說，胡建偉在任時，“境之士庶樂其治”。 光緒年間，林豪主講文石書院時，又在胡氏“學約"的基礎上，續擬學約八條，即“經義不可不明” “史學不可不通” “《文選》不可不讀"“性理不可不講” “制義不可無本” “試帖不可無法” “書法不可不習” “禮法不可不守”。其內容也蘊涵朱子理學思想，如在“經義不可不明"中推崇《論語》, 肯定古人所言“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正確性；強調研究儒家經典要先讀注疏，科舉考試“以御纂及朱子說為主腦”。在“史學不可不通”中，把朱子的《資治通鑒綱目》視為治史必讀之書。在“性理不可不講”中，推崇 “采擇有宋先賢五子之學”的《性理精義》，同時認為《通書》《西銘》《太極圖說》詞旨深遠，是士人學子必讀的理學著作。林豪特別強調要讀湘軍理學家羅澤南的理學著作。羅澤南雖因鎮壓太平軍多為學者病詬，但其理學思想為后人推崇。林豪認為羅澤南之學本于周敦頤，標榜程朱理學，講論宋儒濂洛關閩之緒，而其門下弟子“類能起而捍大難，踣大憝，亦皆本其師說”。 林豪要求學生讀羅澤南所著理學著作，“茍能明其一義，推而出之，亦足以開物成務”。 綜上所述，臺灣書院的學規多融入朱子文化的內容，要求學生廣泛研習程朱理學著作，并付諸實行，使之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