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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統一臺灣后，不僅建立與大陸相適應的教育體系，而且從大陸尤其是福建調派學人到臺灣擔任教職，朱子文化由官府主導在臺灣儒學、義學、社學、書院各類學校全面傳播。 1.儒學傳播。這里的儒學是以傳播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機構,而朱子學與儒家學說一脈相承。因此儒學在實施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時，也傳播朱子理學。 清代臺灣儒學采取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從府學開始向廳、縣延伸。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廈道周昌和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將鄭氏舊址改為臺灣府學，這是清代臺灣最高學府。其后每增添一縣一廳即增設縣學或廳學，構成府、廳、縣三級儒學。這些教育機構傳播朱子文化可以從碑文、藏書、教學三個方面體現。 (1) 碑文體現。碑文是刻在石碑上的記事文章，用以記錄事跡經過、宣揚意義、闡發宗旨，讓世人瞻仰銘記。陳瑸在經理臺灣時為儒學寫過多篇碑記，如《重修臺灣府學文廟碑記》《重修臺灣縣學文廟碑記》。在《重修臺灣縣學文廟碑記》中，他引用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自勉，以自己的經歷言傳身教。他認為自己重修縣學文廟并不是想爭功邀賞，但朝廷對有惠于民、有功于國的人都不會忘記。他從臺灣知縣，升為偏沅巡撫，又升臺廈兵備道，再升福建巡撫，證明自己所說的“不計功而未嘗無功，不謀利而未嘗不利”的正確性，體現了儒家“君子取之有道"的思想。 諸多碑記中，以《臺邑明倫堂碑記》闡發朱子思想最為深刻。碑文開篇就強調儒家的人倫思想，陳瑸說：“自有人類，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設而有明倫堂。”陳瑸從人倫、人理、人心、人類層層遞進闡釋，把人倫看成是人理所存，人理是人心所存，人心是人類所存。人倫先天而形成，與生俱來，有人有心便有理，有理就有人倫，體現了朱子人倫天理觀的思想。儒家倡導的倫理是“仁”的具體體現，而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人中有“仁”，無“仁”之人不配稱為人。陳瑸繼承朱子“仁者, 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的仁人觀，把人看作是“物”與“仁”的結合體。他說：“茍斯堂之不立，則士子講經無地，必至人倫不明，天理泯而人心昧，將不得為人類矣!”陳瑸強調“五經”與“五倫”相表里，學生要通過“五經”的學習變化氣質，反對追求功名利祿，要求學生“為端人、為正士，勿或徒習文藝、恣睢佻達，以致敗名喪檢，為斯堂羞!" 蔡世遠的《重修諸羅縣學碑記》也是一篇具有義理蘊涵的佳作。這篇碑記作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蔡世遠在福州鰲峰書院院長任上受陳瑸請托所作。蔡世遠很謙虛地說，自己沒有什么能耐，只是聽鰲峰書院的朋友們說，“誠”是君子的治學原則，接著對程朱理學涵養心性的功夫說進行深入的闡述。他認為“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是純粹至善的美德。他又把“誠”看作是立志的基礎，說“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相反，能盡其誠，“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也”。蔡世遠也繼承程朱理學“涵養須用敬”的主敬功夫，認為主敬可以涵養本源,通過格物致知、積累漸進、日用切己、主敬涵養的下學功夫，上達至“返其本，思其終”，對綱常倫理篤信篤行。因此，蔡世遠既重視書本知識，又強調日用踐履，他引用朱子所言：“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不然，雖廣求博取奚益哉。”蔡世遠說諸羅治化三十多年來，巨公名人相繼在此擔任地方長官,他們“萃一邑之秀于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蔡世遠對諸羅地方人文風氣的贊譽，讓我們看到渡臺官員和當地文達賢士如同朱子與其弟子相與論學的場景。 (2) 藏書體現。元代朱子學正式成為官方哲學思想，理學著作是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臺灣儒學要培養儒家所要求的人才，朱子思想不可不學，朱子理學著作自然是藏書的重點。 臺灣志書記載儒學藏書中有許多朱子理學著作。如臺灣縣學的藏書除了有《十三經注疏》《圣諭廣訓》《御制訓飭士子文》等儒家必備的典籍外，還有《小學纂注》《近思錄集解》《大學衍義輯要》《大學衍義補輯要》《小學實義》《豫章學約》《人臣儆思錄》《鰲峰書院條規》《鰲峰書院講錄》等。淡水儒學除了有《十三經注疏》《史記》外，還有張伯行所刻正誼堂本四十四種程朱理學著作，如《周濂溪集》《二程文集》《濂洛關閩書》《張橫渠集》《楊龜山集》《羅豫章集》《李延平集》《朱子文集》《伊洛淵源錄》《黃勉齋集》《真西山集》《熊勿軒集》《朱子語類》等。 說臺灣儒學藏書不能不提閩北的袁宏仁，因為他在臺灣教育史上有多個首創。袁宏仁(一說袁弘仁)，字醇一，建陽人。廩貢，任福州府學訓導六年。雍正十二年(1734)臺灣府學設訓導時首任此職，其間不僅捐資重修朱文公祠、筑草亭，為諸生講學，而且為這所學府購捐書籍數百冊。謝金鑾、鄭兼才說，袁宏仁“以臺處海外，士子得書維艱，復捐俸購古今載籍計六百余本，藏于學宮，俾諸生得肆力閎覽”。袁宏仁所作《藏書記》記載更詳： 余謬膺經選，司訓福庠六載；值臺陽新設訓席，遂調是任。仰懷圣明，無時不兢兢以作人為念也。竊見臺地遙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鮮其人。揆厥所由，蓋各庠向無藏書，即書肆亦罕售購；雖有聰敏之質，欲求淹貫，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載籍六百余本，貯之廨中，以資諸生借覽；令優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 上述記載除了“認識”袁宏仁勤勉力教外，還為我們提供了多條信息:一是清代臺灣出版印刷業落后，學校所需教材多從大陸進口。二是袁宏仁所捐之書估計多來自閩北、福州地區，因為他是建陽人，又在福州府學任過職，有購書的便利條件。三是袁宏仁之前，臺灣儒學沒有藏書，他是第一位捐書者。而藏書改變了學校的教學方法，士人學子從課堂受教向自學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袁宏仁是改變臺灣教學方法的第一人。袁宏仁還想繼續捐書，只因“寒氈力細，未能多蓄，第以是為權輿也。四庫五車之富，端有望于后之君子”。即希望自己的善舉能成為后人的榜樣，給臺灣府學捐贈更多的書籍，所以后人評價說“臺人知學，由宏仁始”。 (3) 教學體現。清代臺灣師資缺乏，各類學校所需教師多從福建選派。 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廷議準：“至臺灣府學訓導及臺灣、鳳山、諸羅、彰化等四縣各教諭、訓導，遇有缺出，先盡漳、泉七學調缺教職內揀調；倘或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職內一體揀選調補。”實際上，閩北的教育經驗豐富，早在此項政策之前，閩北延、建、邵三府就有大批深諳朱子學的教職入臺任教。 但是教育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閩臺諸多史料難盡渡臺教職在儒學教學的事跡，值得一提的只有陸登選。陸登選，字文宣，號緘齋，建寧府甌寧縣(今福建省建甌市)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舉人，任長樂縣學教諭,四十三年(1704)調補臺灣縣學教諭。臺灣貢生陳文達《臺灣學博陸公去思碑記》對陸登選傳授朱子學事跡有如下記載： 夫子秉鐸臺邑，四稔于茲矣！風厲有方，臺之人士學崇經術、行遵先民，自我夫子始。 夫子為建州名宿，早掇巍科；以迎養便，就長樂諭，善于其職。學院沈公考校諸廣文，以夫子為全閩最。會臺邑學缺，大中丞特疏改調吾臺。夫子念吾太師祖春秋高，三上陳情書，不允，始東渡就職。其教人以德行為先，不事浮華；日惟集諸生闡明程、朱奧義及先正作文關鍵, 月課品題。凡摳衣來前者，咸各得其意而去。 昔歐陽子持文衡，力牌新體，而后有宋一代之文復歸醇古。今臺屬四庠之士，絕去奇邪文體、一歸于正者，夫子力也。 碑記還有一些內容，這里只摘錄陸登選的籍地、身份、渡臺經過及在臺灣縣學的教學內容和作風品格。“以德行為先”就是重視儒家的道德倫理教育，這是宋代閩北理學家始終強調的核心，而“程、朱奧義”就是程朱理學精義。不僅如此，陸登選還給學生傳授先儒先賢的作文方法，每月定期考核學習情況，評論優劣，定其高下。在他的教育下，臺灣士人“學崇經術、行遵先民”，而四所儒學學生的文體也“一歸于正"。說明包括府學在內的臺灣、鳳山、諸羅四儒學都采用陸氏的教學內容和方法。 陸登選在臺灣數年，高風亮節，為人師表，“淡泊自持，恪守古訓，非道不取，見義必為”。陳文達說：“今師已榮遷浙水矣。諸生企慕情深，無緣立雪；爰述其梗概以貞諸珉，用當山斗之仰云爾。” 陸氏在臺灣縣學傳播朱子學，深得學子的愛戴。他離開后，“諸生企慕情深，無緣立雪”，于是陳文達寫下這篇表達師生之情的碑記，在閩臺教育史上傳為佳話。 2.社學義學傳播。社學、義學是臺灣初級教育的基本設施，多設在鄉村和少數民族地區。這些初級學校在傳授儒家思想的同時，也傳播朱子文化。 社學主要是設在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學校，比儒學機構更簡便也更普遍,且多為渡臺官員設立。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知府蔣毓英率先設立三所社學，以教弟子。三十四年（1695）,靳治揚調任臺灣知府，“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禮義者，立社學，延師教之，民稱其德”。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新港、麻豆、目加溜灣、肖壟、諸羅山、打貍、哆啰啯、大武壟等社學十一所。藍鼎元提出發展鄉村教育之后，設立社學的地區不斷擴大，到乾隆初臺灣有社學四十七所。 義學也稱義塾，是官方或富紳創辦為孤寒子弟和番社子弟提供教育的機構。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天人楊文泰調任臺灣鎮總兵，創立義塾，延聘大陸名儒入臺施教，又置學田，解決學生讀書的費用。四十三年（1704）,山東萊陽人宋永清知鳳山縣事，重修學宮，創義塾，文教以興。四十六年 （1707）,從延平知府調任臺灣知府的周元文“置義學田，以贍寒士，歲荒詳免租課十之三，一切措注悉本實心。臺民至今猶思其德”。乾隆元年（1736）,臺灣道尹士俍見證了初級教育的發展情況：“各社遵設社學，延師教訓番童，講明禮義，課讀詩書……從前各社中有習紅毛字者……今則簿籍皆用漢字。每至一社，番童各執所讀經書文章，背誦以邀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短短百年中，臺灣少數民族就從習荷語荷文轉到中華傳統文化的軌道上來，可謂成效斐然。 社學、義學根據生童年齡分階段進行教學，除有儒家經典外，多數以朱子《小學》和朱子所注著作為教材。《淡水廳志》載：“番民之子弟，擇秀穎者，入學讀書。宣講圣諭廣訓，授以朱子《小學》，熟后，再令習經札。”朱子所撰《小學》是一部專門進行倫理教育的啟蒙教材。此書分六類，內外兩篇，有立教、明倫、敬身、鑒古、嘉言、善行六個部分，記載了夏商和漢代以后歷代賢人的嘉言善行。明代理學大師、河東學派創始人薛瑄用仁義禮智信概括這部書的思想內容。以朱子《小學》教育少數民族子弟，就是從小培養他們灑掃應對、進退、尊長的習慣，并對“六藝”有初步的體察和認識。道光二十年（1840）,升任淡水同知的曹謹還創新方式，把《孝經》、朱子《小學》刊發給蒙塾童生誦讀。連橫說：“四民之子，凡年七八歲皆入書房，蒙師坐而教之。先讀《三字經》或《千字文》，既畢，乃授以四子書,嚴其背誦，且讀朱注，為將來考試之資。”可見，臺灣各類初級學校都把朱子學、朱子文化作為教學的重要內容，只不過教學的過程是由淺到深，由做事到循理，先教《三字經》《千字文》和朱子《小學》，繼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在此基礎上學習朱子注釋的各種理學著作，為科舉作準備。 社學、義學傳播朱子學，以澎湖通判胡建偉記述最為詳細，成果也最為豐碩。他在任職通判兩年后對當地教育進行總結時說，他在澎湖履職時，深入各澳必到社學，親自指點，即使是蒙童小館，也必親到。對能背誦經書、講解字義的生童，給予紙、筆、錢等物質獎勵；對才智突出的生童，教授程氏課程、“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等內容，“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澎湖過去讀書人少，經過兩年教育“漸見鼓舞，各澳皆有書聲”。可見，澎湖社學教學內容幾乎與廳、縣儒學相近，而且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但是，清統一臺灣后，因臺灣民眾一時沒有適應體制的變化和某些官員施政的失誤，導致農民起義不斷，加之劫匪倡亂，社學、義塾多有毀壞。同治八年（1869）,蒲門（今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蒲城鄉）人金東給分巡臺灣兵備道黎兆棠《上某兵備論治臺書》，提出“治臺四宜”條陳，其中在“宜推廣學校，以隆教化而革惡習”中，不僅提出要重修學校，恢復舊觀，而且 對學校設置、教師延聘和教學內容提出規劃。他說： 查臺灣各屬，有書院，有社學，即各土番亦皆先立有學。惟經兵燹，存廢難知。當飭查明應修應造，或官為經理，或勸其自修，斟酌行之，俾復舊觀。并飭各屬確查，毋論民番市鎮、遠近鄉村，但聚居自百家至五百家者，即設立社學一所；過五百家至千家者，為設二所；不及者就近附學，欲自設者聽之。每所有學堂，有講堂。應需經費，先盡就地捐助，然后為補足。除在城書院照常延請山長月課時文、詩賦外， 其余每一社學聘設掌教主講正副各一人，以本地文行兼優、聲音洪亮者為之。掌教專教朱子《小學》，漸及四書經傳，并教以拜跪揖讓之儀、 進退應對之節，以敦初習。其秀出班行者，再教以文賦。俟其詞意優通，遣赴書院考錄。所有學規格式，由官擬頒遵行。主講朔望恭講圣諭廣訓，地方文武各官，皆須親到就近社學隨同宣講。……每日早晚，則講前修穆行與先哲格言以訓其俗。……今為廣立社學以教為化，富勸于講，使父老日夕所聞無非仁義之言，子弟終歲所習盡是圣賢之語，彼雖頑石，亦應點頭。況具有魯樸之本性，自易去獷悍之奮習；因其士庶之富饒，尤易興起于禮義。實心實力，教之數年，海濱必可成鄒魯，習俗豈復虞好亂? 社學多設在廣大鄉村，分布面廣，而且除了官府外還鼓勵自設社學，朱子學、朱子文化可以通過學校向社會大眾傳播。盡管這一規劃因黎兆棠被彈 劾離職未付諸實施，但朱子學在臺灣社學、義學得到傳播卻沒有中斷。如日本強占時期，臺灣一些家庭子弟白天在日本人開辦的學校讀日文，晚上在家自學“四書”和朱子著作。辜振甫的老師辜恩捷說：“中國文字，字字都有意涵，一切都有所本。讀古人學術用字，藝文當以杜甫、韓愈為本；義理或邏輯則應依孟子、朱子……"辜恩捷給辜家子弟傳授“四書”、“五經”和朱 子學，為他們種下“喜愛中國文學和崇尚儒家學說的思想的根苗"，使得辜振甫成為當代著名的儒家學者。 3.書院傳播。書院在大陸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但在清代的臺灣還是新鮮事物。因康熙帝推崇朱子和朱子學，作為朱子文化傳播的載體——書院在兩岸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中傳入臺灣。 朱子學自宋代以后成為官方哲學，清初朱子學的獨尊地位更加顯赫。雍正時期，朝廷下詔建立省會書院，朱子學從以往多由民間傳播向官方主導轉變，書院從隱藏山林向都市轉變。臺灣書院的創建顯示這一變化的特點：由官方向民間推動，由城市向鄉村發展，形成自上而下官辦、民辦、官民合辦的發展模式。康熙中期以前，臺灣出現定坊、鎮北坊、彌陀室、竹溪等義學性質的書院。康熙四十三年（1704）臺灣知府衛臺揆在臺南創建崇文書院,真正意義的書院開始形成。到光緒十九年（1893）,除四所為矯正閩、粵鄉音奉文所設的書院外，臺灣共有涉及朱子理學的書院四十九所（李鎮巖《臺灣的書院》一書說六十二所），其中相當部分由官方出資或官紳合建。 諸多官建的書院中，以海東、仰山、文開書院與福建淵源最深，因為這三所書院或與福州書院交流，或以閩北理學家字號命名，或祭祀的祝文中多提到建陽和朱子。海東書院創建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創建者是臺廈兵備道梁文煊，是與崇文、奎樓、蓬壺并列的臺南四大書院之一，也是全臺最具規模的書院。這所書院的制度、學規學訓、課程設置、考課制度都沿襲福州鰲峰書院。道光初，海東書院重修時，臺巡道孔昭虔撰寫《重修海東書院碑記》，大力宣揚閩臺理學淵源。他說：“余于道光四年（1824）奉命來臺，每至書院必詔肄業諸生曰：'閩省自唐以后，始有聞人；然理學之盛，莫過于閩。……溯閩學之上繼濂、洛，皆由先立乎誠……'”不僅如此，海東書院還多與鰲峰書院交流，如鰲峰書院山長蔡世遠為諸羅縣學重修撰寫碑記外，另一位山長丁蓮也應邀到臺灣講學。臺灣士子更以能就讀鰲峰書院為榮，如淡水舉人李藩岳就是鰲峰書院山長郭柏蔭的學生；嘉義人陳震曜、臺南人黃本淵還在鰲峰書院擔任監理之職。榕臺書院師生交流，推動朱子學在臺灣的傳播。仰山書院在噶瑪蘭（今臺灣省宜蘭縣），創建者為楊廷理。楊廷理，字雙梧，廣西馬平人。以拔貢生知侯官縣，嘉慶十六年（1811）署淡水同知，后升任臺灣道、臺灣知府。任內設噶瑪蘭廳，三次入蘭考察，“以宋楊龜山為閩學之宗”創建書院，并以仰山（仰慕龜山之意）命名。仰山書院還受鰲峰書院所贈百部理學典籍。文開書院在彰化縣鹿仔港，倡建者為鄧傳安。鄧傳安，字菽原，號鹿耕，江西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鎮市)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道光元年(1821)任閩縣知縣。道光二年(1822)入臺，先后擔任鹿仔港海防同知、北路理番同知、臺灣知府、分巡臺灣兵備道等職。在鹿港海防同知任上，見當地學子沒有地方讀書，“捐五百金”與鹿港“八郊"富紳共同創建書院，并以“文開"命名，以紀念臺灣漢學先賢沈光文。在書院祭祀五子祠祝文中，鄧傳安闡述道統的由來和創建文開書院的目的；在《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中，鄧傳安說：“若如鄭注，則惟建陽之祀朱子，可稱國故。……昔朱子諄諄以行仁義、存忠孝勉人。”“國故” 即國家固有的學術，屬于學術形態的傳統文化。鄧傳安認為，臺灣是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成員之一，承襲朱子理學理所應當。 官學化的特點不僅是官員熱心創辦書院，而且受聘擔任書院山長院長, 對書院進行直接管理。如胡建偉，廣東三水人，乾隆十年(1745)進士。三 十一年(1766)任澎湖通判，創建文石書院，并兼任首屆山長。蔣鏞，字懌葊，湖北黃梅人。嘉慶七年(1802)進士，補連江縣令。道光元年(1821) 任澎湖通判，因文石書院傾圮，自任山長并以學生所贈拜師酬金修建書院。 曹士桂，字馥堂，云南文山人，道光二年(1822)舉人。二十五年(1845) 升鹿港同知，后署淡水廳事。二十七年(1847),淡水文甲書院更名為學海書院，曹士桂自任院長。臺灣書院山長院長以福建學者和渡臺士紳為多。如曾光斗，福建古田人，咸豐二年(1852)進士。光緒初應張夢元之邀赴臺， 任引心書院院長三年，門人數百人。陳淑均，字友松，福建晉江人，咸豐二十一年(1871)舉人。道光十年(1830)聘為仰山書院山長，十八年 (1838)入主文開書院。柯龍章，長樂(今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區)人，道光、 咸豐間掌教崇文書院。同治初至九年，建寧貢生何云龍、福州舉人林壽祺、 福州秀才姚寶年先后擔任仰山書院院長。晉江人施瓊芳、施士潔父子悉心文教、子承父業更在閩臺兩地傳為佳話。施瓊芳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主 持海東書院院務，并與時任臺灣兵備道的徐宗干對書院教學進行改革。光緒十二年(1886),其子施士潔也應臺灣巡撫唐景崧之請出任海東書院山長。 在官方的推動下，臺灣士紳、邑民、學子紛紛加入創辦書院的行列，或與官方合辦書院。如鳳山縣的鳳閣書院，創辦于乾隆十二年(1747),是見諸史料的第一所民辦書院。嘉義的龍門書院，創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 創建者為貢生鄭海生，廩生吳嘉會，富紳張良源、陳子芳。鳳山縣的萃文書 院，創建于嘉慶十七年(1812),創建者為貢生黃玉峰、監生蕭作文。此外, 鳳山鳳儀、南投藍田、彰化振文、員林興賢、苗栗英才和磺溪、和美道東、 草屯登瀛、淡水明志等都是民建或官民合建的書院。這些書院有些從義學、 私塾轉變而來，有些從文社轉變而來，如淡水明志書院的前身是貢生胡焯猷所設的義學。胡焯猷，字攀林，祖籍福建永定。乾隆初移居淡水新莊墾荒, 因“念淡水文風未啟，鄉里子弟無可就傅”，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自設義塾，名曰“明志”。淡水同知胡邦翰贊許他的善舉，將義塾改為書院。 振文書院初稱文昌閣、文祠，內設“振文社”，嘉慶十八年(1813)重建時改為振文書院。臺南引心書院原為博通經傳、好宋儒書的陳震曜與當地少年所創的引心文社，嘉慶十五年(1810)改為引心書院，光緒十二年(1886) 改為蓬壺書院。苗栗云梯書院原為劉永長創辦的私塾，道光二十年(1840) 永長之弟獻地，擴建為學堂稱云梯書院。大肚磺溪書院的前身是社學，后來發展為義學，光緒十三年(1887)當地士紳趙順芳之子趙壁興與蔡燦云、張錦上等在此創建書院，兩年后改為磺溪書院，成為大肚下堡地區的文化搖籃。 臺灣書院建筑多為閩南式，書院文化形態以傳播朱子理學為主，其中楹聯多表達傳統儒學和朱子理學思想。振文書院有聯曰：“耀宰文衡，璧合奎連光宇宙；順登科第，龍飛虎變會風云”，全聯意為科舉造就杰出人才，他們的光輝照耀宇宙，莘莘學子為取得功名搏擊科場。又聯曰：“德教萃螺陽， 義路禮門崇廟貌；衣冠隆海國，升堂入室蔚人文。”全聯是說道德的教化薈萃于螺陽，以儒學、朱子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明東傳臺灣。振文書院以 “振”為首字的楹聯更多，如“振采揚蒔，香飄翰苑；文光德耀，照徹天垣。”全聯意為讀書向學蔚然成風，振文書院是墨香薈萃之地；文章光彩,道德顯耀，照亮整個天空。又：“振聵發聾，共沐春風化雨；文林學海，允期起鳳騰蛟。”上聯是說清領臺灣時期，儒學、朱子學成為強勢文化，四海之濱莫非王學；下聯是說臺灣各種教育的發展，培育出眾多人才。道東書院的“道東”取王道、朱子學東傳之意。有楹聯曰：“集解析疑，傳斯文正印； 繼往開來，為萬世宗師。”意為朱子注釋儒家經典，使絕續千年的儒學成為正統之學；朱子集濂、洛、關諸學之大成，成為孔孟之后的一代宗師。明志書院有一幅佚名楹聯：左為“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圣道應尊朱夫子”，右為 “舍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橫批為“明德惟馨景行壯志”。比喻具有崇高道德思想的人受人們仰慕，光明正大的行為是人們的行動準則, 對朱子興教精神和胡焯猷造福鄉里的善舉作了一明確適切的褒揚。 “閩學追魯鄒，東寧昧如障；當為延名儒，來茲開絳帳。”藍鼎元的詩歌道出了閩臺朱子學和書院的深厚淵源。 |
